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收录于合集 #阿根廷 4个
12月18日，世界杯决赛史上最扣人心弦、最精彩的史诗般对决落下帷幕，阿根廷队继1978年和1986年后再夺世界杯冠军，达成“三星”荣耀，让无数球迷振奋不已。
12月18日，阿根廷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新华社记者 曹灿 摄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无数激动的球迷涌上街头，用各自的方式加以庆祝，屏幕外的我们都能感受到那由衷的喜悦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心的七月九日大道，图片来自新华社。
然而，你可知道，阿根廷人眼中怒其不争的真实的阿根廷？正如阿根廷总统顾问、著名知识分子亚历杭德罗·格里姆森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居民会像阿根廷人这样讲尽自己国家的坏话，而且还是每天都讲。
在阿根廷，一想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进步的中间阶层就会心生恐惧，而这种恐惧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他认为：“对阿根廷的每日责骂，正是深沉的阿根廷民族性的体现”。他还有一个颇形象的说法，“真正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以看球的心态去审视和分析阿根廷”。
他在《阿根廷迷思》一书中介绍了阿根廷从民间到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中流布甚广的传言、谣言、谎言，即“阿根廷神话”，比如“拉丁美洲的欧洲飞地”“阿根廷人都是乘船而来的移民的子孙”“阿根廷是世界粮仓”……
格里姆森以轻松的笔触介绍了这些迷思的由来，表达了阿根廷文化中的各种悖论和阿根廷人心底的各种困惑，涵盖了历史、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
他痛惜于阿根廷将近一个世纪的停滞，感叹阿根廷就像一个拒绝醒来的迷梦，不弄清楚阿根廷人到底是谁，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向前发展。
今天，让我们从几则“阿根廷神话”出发，一窥阿根廷人为什么对自己的国家如此评价。
01
阿根廷注定要成为伟大国家，它本该成为加拿大或澳大利亚那样的国家
丰沛的水资源，富饶的土地，山川，森林，石油：我们拥有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切资源，可是这种梦想被某些东西击碎了。
无论从国土面积来看，还是从资源丰富来看，又或是从气候多样性或与回归线相隔距离等角度来看，阿根廷都本该成为像加拿大或澳大利亚那样的国家。
有些人认为，阿根廷没能成为那样的国家是腐败问题、领导阶层的问题、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导致的。也有相反观点：如果英国人占领此地，他们早就变成加拿大那样的国家了。把讲莎士比亚的语言的人赶走可真是个天大的错误！
气候多样性，资源丰富，再加上来自欧洲的移民和一个强大的政府……实际情况会怎样？复杂得多。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那些被理想化的国家也有其他的问题。国内生产总值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如果和加拿大做一番历史性对比，可以发现两国政府从一个多世纪前开始，主要在三个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立场：铁路问题（无论是连接国内土地还是将本国与其他国家相连），土地分配问题和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自由贸易政策之间的选择问题。
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羊群
和阿根廷相仿，加拿大同样地广人稀。但是阿根廷有两个优势：气候更加宜人，粮食产区更接近港口。可是，加拿大做出了三个关键决定：自东向西修建铁路，在让国家和美国进行连接之前先行连接国内土地，此外还采取了保护本国的工业政策，给愿意出力发展本国工业的人和愿意移民加拿大的人分配土地。
相反，以农产品出口为例，阿根廷优先考虑的是建造连通港口的铁路，把农产品运到港口出口，没有制定保护本国工业的政策，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这些差异与DNA无关，也与种族无关。它们都是政治建设形式上的差异，出现在了历史的关键时刻。
02
“阿根廷只有一条出路：埃塞萨机场”
这个国家没救了，“撕咬”它是阿根廷人唯一合理的应对方式。
“阿根廷只有一条出路：埃塞萨机场”是句很流行的笑话，“撕咬它”“去他妈的”“鞋底抹油”是“搬走、离开”的古老说法，说得再污秽一点：“撒泡尿就走”。
埃塞萨机场不仅是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受经济危机影响而产生的移民潮中人们离开阿根廷的地方，也是阿根廷人“思想上逃离”的渠道。
许多人曾经假想过其他的逃离方式：社会主义道路，庇隆主义道路，发展主义道路，但是很快就只剩下了“个体性逃离”这一条路。
不只是“逃走”，而且是有准备地逃走：收拾好行囊，准备好护照、机票，确定好目的地。就像是场小规模旅行一样。阿根廷仿佛摇身一变，成了迈阿密的小额信贷机构。“离开这里”成了阿根廷唯一的出路。
按照这个逻辑，似乎整个国家都要移民到国外了。可是当大部分阿根廷人不断重复这句话时，他们依然留在这里，和其他神话一起生活。有时比起到第一世界国家去戳穿他们的神话，阿根廷人更愿意留在这个没有出路的国家。
一个人如果总要面对困难局面，很容易心生厌烦，如果远离家乡可能更容易感到满足。不过也有些人的情况相反，他们更愿意在这里对抗困境，毕竟在这里，无论过得是好是坏，也无论遇见了怎样的问题，都可以借助下一个神话来对抗它。
布宜诺斯艾利斯埃塞萨国际机场
03
不生气你就输了
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事物在运转的国家里，你要么大声喊叫着声明自己的权利，要么只能任由别人从你头上踩过。
“这个狗屎一样的国家”的说法，对“只有在阿根廷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坚信，深刻地影响着阿根廷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与别人的联系方式。有时他们根本察觉不到类似表述中的暴力含义，认为这些事实上相当独特的表述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当银行不接收他们的存款时，当电信公司向他们收取了一笔意料之外的费用时，当买了台家用电器却久候不至时，阿根廷人通常会借助一种在阿根廷各大城市日常生活中极为通行的做法：如果不申诉，如果不要求他们尊重自己的权利，如果不在电话里或柜台上提高自己的音量，那么他们就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阿根廷的情况来说，“不生气你就输了”。
要是阿根廷人排大长队等出租车，或是在机场等待延误的航班起飞，让他们焦虑的也不是事情的诱因（是因为天气不好、技术原因还是罢工？），因为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飞机延误了”。
不过很快就会有人跳出来评头论足了：“这种事只会在阿根廷发生”“这是个什么国家啊……”，或只是简单一句“阿根廷……”（就好像只是把阿根廷的名字说出来，其中的含义就不言自明了）。
他们常常忽略航班延误或取消的具体诱因，然后编造个神话出来，而这个虚假诱因又往往与阿根廷有关，“只有这里会发生这种事”。阿根廷人什么时候会生出这种想法呢？当某件他们不理解的事情激怒了他们的时候，几乎每每此时都会把国家扯进去。
04
阿根廷社会是无辜的受害者，罪魁祸首是政府
一小撮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军人破坏了阿根廷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发展力，阿根廷社会是受害者。这个社会善良、诚实、一致。那些耍阴谋诡计的当权者是坏人，和这个纯洁的无辜社会毫不匹配。
这个神话成立的前提是有个同质化的社会。整个社会在面对某些负面的或灾难性的进程时都表现出了反对或至少中立的态度，例如梅内姆主义或军事独裁。人们在提到类似的政治时期时总习惯表现得像是一伙歹徒突然出现后行凶一样。无辜的反面也不成立；认为一切都是阴险邪恶的阴谋诡计，这也不是事实。这只是想把复杂的判断过程简单化。
在前一种想法中，社会是个天使；在后一种想法中，社会变成了魔鬼。不过两种想法都用到了同一个词“是”。“阿根廷社会是……”这个句式本身就宣布了他们是在面对一种神话。
05
政府无法有效管理企业
由于腐败、无能、心不在焉，政府在管理企业方面十分失败。
这种思想流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阿根廷：公有企业在公共服务业（电话、电力、自来水等）的糟糕表现使人们极度轻视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
这种局面作为特定历史和经济环境的产物，再加上经济危机的影响和自由主义经济倡导者们做出的种种具体干预举动，更加坚定了群众的想法，他们认为私人管理总是比公共管理更好。
这种思想氛围为卡洛斯·梅内姆政府推行广泛、令人眩晕的私有化进程提供了便利。事实上，在梅内姆执政时期，所有公有大型企业都在很短的时间里被私有化了，而且在那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抵制声浪。
时至今日，虽然私有化热潮已经过去，时间也已经证明私人管理和政府管理相比可能会生出一样或更多的问题，而且在某些案例中其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修复的，可阿根廷社会里的一部分人依然相信公有企业的效率比不上私有企业，他们进而认定政府永远都不应该插手管理企业认为公家永远比不上私人，这种想法与新自由主义理念紧密关联。
阿根廷比索（Argentine Peso），阿根廷货币名称
06
在阿根廷，唯一一个纳税的蠢货就是我
在阿根廷，只有我们这些少数天真的人才纳税；那些机灵鬼、大鱼总能想方设法避税。
如果不能说成百万上千万，那起码也有成千上万的阿根廷人认为在这个一贯不按规则办事的国家根本没人纳税，就算有，也只是些或愚蠢或天真的人。
有企业家认为许多大型企业的老板不交税，很多人在逃税，“还有我们这样一群傻瓜，我们每次都按时申报、按时纳税”。
在这样一个以增值税为税收主体的国家，尽管收入税和财产税有所提高，可是对于那些富有群体而言，这些税款依然不算很高，于是有两个问题就跳了出来。首先，所有居民都在缴纳某种类型的税，因为他们总要购买需缴纳增值税的某种商品；其次，这种纳税方式就是一套退步体系，因为它造成了更多的社会不公问题。
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来说，提高收入税和财产税，再加上工资扣除和其他手段，使得阿根廷的税务体系既算不上进步，也算不上退步。然而，逃税文化已深入人心，仅从收入税逃税问题上就可见一斑，根据何塞·努恩（José Nun）的研究，至少有50%的阿根廷人曾逃避缴纳收入税。
07
穷人们投票是为了利益交换
穷人们只会给那些给他们好处或按照他们的需求制定政策的人投票。
中等阶层和上等阶层的人在选举中投票时考虑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可普通大众（和为了块香肠三明治去游行的是同一群人）投票则是为了利益交换。
哈维尔·奥耶罗曾做过一项社会学研究，该研究表明实际情况要更复杂得多。奥耶罗一方面戳穿了人们投票就是为了得到“香肠三明治”和一杯汽水的神话，同时，他也注意到，可以在复杂的层次上去戳穿神话，从情感动机和认同感的角度去分析社区中的解决问题网络。
毫无疑问，比起仓促的研究观察得出的结论来，利益交换和政治支持之间的关系要具有更多的维度，正如奥耶罗坚持的那样，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是一种认识论方面的错误。
奥耶罗坚称，一向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选票利益交换是无法证明的：“没有明确证据表明‘雇主’和监察员用某些好处去交换选票。相反，他们总是把自己树立成人民和事物的代名词的形象：他们一向与利益分配和特定社会救济政策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强调：“那种数量巨大、受利益驱动的选民形象是一种经验主义错误。”
08
媒体没有影响力，消费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解读信息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解读信息。他们能自由决定自己想看些什么以及如何解读它们。
正如大卫·莫雷（David Morley）解释的那样，观众可以表现得很积极，但他们并非无所不能。他们能够以许多方式解读他们看到的东西，可以认为那些东西是真的或是假的。但他们无法通过媒体公开传递其他信息。
然而，认为由重要媒体发布消息和由普通人在脸书或博客上发布消息毫无差别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否认了权力分布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也否认了那种现象是文化、常规、常识的产物。
正如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所言：
如果说各种权力关系大多是在人脑中形成的话，如果人脑中意义的建构主要依赖来自媒体网络的图像和信息的流动，那么看上去总结说权力存在于媒体网络和拥有它们的公司企业中就符合逻辑了。
这个结论可能符合逻辑，但根据经验能够判断出它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说媒体网络是信使，那么它们本身并不是信息。媒体并非信息，尽管它赋予信息以形式，并将之传播出去。信息就是信息，信息的输出者位于构建意义这一活动的源头。
实际上，输出者是那种构建活动的条件之一。另一个条件是接收者的头脑，无论是个体意义上的接收者还是集体意义上的接收者。通过集体思维可以理解信息背后隐藏的文化背景。
布宜诺斯艾利斯国会广场
09
阿根廷人都是中产阶级
阿根廷是个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
事实上，大部分人都对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层面的位置没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2011年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周边地区近80%的居民明确认定自己属于上层阶级、中产阶级或下等阶层。根据克鲁塞斯和特塔斯的调研，近70%的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换句话说，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居民占比之高让人感到十分吃惊。
人们对自己的收入的主观定位与他们客观所处的经济地位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卡内曼和特沃斯基指出，人们通常习惯根据周围人的情况来做出某些推断，而不会考虑他所处的人群在整体中的位置。
也就是说，无论经济条件怎样，人们总习惯盯着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看，所以他们往往会过高估计自己周围的环境在整体中的代表意义。这样一来，人们对自己的收入所占地位的看法往往会向中心流动，“因此，人们在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是对其有利还是有弊时往往会出现偏差”，克鲁塞斯和特塔斯如是说道。
埃斯基埃尔·阿达莫夫斯基表示，在20世纪的不同时刻，“中产阶级”身份经常被建构出来，其目的是与另一群被剥削更严重的人区分开来。一个有趣的结果是所有人很多时候都在谈论那些被排斥的、失业的、不稳定的“大多数公民”，可在被问及自己的身份时，有70%—80%的人都认为自己身处中下或中上阶层。
在格里姆森的问卷中，只有2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下等阶层。最后一个数据：几乎没人认为自己属于上等阶层——这个数字占比只有1%。
原标题：《足球之外的阿根廷，还有这样魔幻和现实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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