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列车车厢时，热浪扑面而来，感觉像走进一个火炉，也像进入一个不透气的罐头。狭窄的过道里，穿运动服的男人靠窗排成长长一排。他们向外望着站台，面无表情，车厢里有股浓烈的汗酸味。没有人挪一挪位置让我过去，我不得不在运动鞋和鼓鼓的大包当中挣扎一番，才挤进这个铁皮桑拿房的深处。背上于是出了一层黏湿的汗。
我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小隔间。我的旅伴是一对年轻的哈萨克夫妇和他们两岁的儿子，他们正忙着放东西：大包小包、枕头、泰迪熊、腌肉、奶瓶、玩具车，以及有小孩的家庭出门需要携带的一切。靠窗的小桌上有一堆各式各样的饼干和果脯，地板上几乎每个角落都被五颜六色的袋子占满。一个年近六十的男人在一张上铺上躺着，双手叠放在肚子上，闭着眼睛。他留着灰色短发，髭须修剪整齐，皮肤白皙，一副俄罗斯人长相。
“你们好！”我边打招呼边在床沿上坐下。在阿克套的几天，我几乎都是独处，多数时间都在酒店房间里懒洋洋躺着，待在一个拥有网络和有线电视的幸福气泡当中，身边终于没有导游、警卫和无处不在的警察了，我满心期待能在火车上做个社交达人。长途火车旅行通常是结交新朋友的完美机会，因为在车上，除了睡觉、吃饭和聊天，人们无事可做。
年轻的父亲看到我时没能藏住怒气，指着另一张上铺说：
“那儿才是你的位置。”
于是我被赶了过去，那张床铺上有一摞垫子、白床单、枕头和羊毛毯子。我抖开卷成一卷的垫子，然后开始艰难地铺床单。因为地上全是塑料袋，这活儿不大容易。年轻的母亲跟丈夫交换了一个眼神，但两人都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最后，对铺的短发男人看不下去了。他在床上跪着直起身，抓过床单，挥着胳膊，不到三十秒就极有效率地帮我铺好了床，全程没有从自己床上下来。完工后，他对我简单点了个头，便又躺下来，双手往肚子上一叠。我热情地跟他道谢。他嘴里嘟哝了一声算是回答，并未睁开眼睛。几分钟后他就开始大声打鼾。我爬上上铺，艰难地扭着身子躺下了。空间太过狭窄，我坐起来头便撞上天花板，躺下来，卧铺太短，又伸不直腿。床垫又硬又凹凸不平，盖住床垫的床单抻得很紧，连一丝褶皱都没有。隔间里空气沉闷，像个棺材。
随着一阵摇晃，火车离开了车站。一股新鲜空气通过半开的窗户涌进来。年轻的父亲果断走到窗边，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接着他又关闭并反锁了小隔间的门。我略微抗议了一下，但这位父亲指了指小男孩，算是回答，那孩子正忙着在他母亲的手机上按来按去。
“窗外的冷风对孩子不好。”他言简意赅地说。
一片浓密的昏暗降临在这小隔间里。列车颠颠簸簸地前进。我的脚撞在小隔间的墙上。床垫上的凸起硌着我的脊椎。对面卧铺的俄罗斯人像头熊似的鼾声如雷，尽管那年轻母亲的手机一有响动—频率还挺高的—两岁的小孩就会开心地尖叫，俄罗斯人也完全不受干扰。
额头上渗出汗水。我喘着粗气，逐渐意识到自己将这样度过接下来的三十六个小时，也就是两个白天和一个半夜晚。在地图上，从阿克套到阿拉尔（Aral）看起来不是很远，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在哈萨克斯坦，所有距离其实都巨长无比。我走到售票处的时候，估计乘火车大概要十二到十四个小时。我不知道的是，两个城市之间的线路不是直的，要先往北绕一大圈，最后才往南驶向阿拉尔，然后继续往东，去阿拉木图（Almaty）。
我去阿拉尔只有一个原因：我想亲眼看看史上最大的一场人为环境灾难造成的后果。阿拉尔建在咸海海岸，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是一个重要的渔港。之后咸海开始慢慢萎缩。如今，鱼类加工厂早已关闭，这座城市被沙子与沙漠包围。海浪声不过是遥远的回忆。一整个内海消失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的下方，那对年轻夫妇在喂儿子吃巧克力饼干、喝汽水。为了哄儿子吃东西，母亲找出一个玩具，上面有各种按钮，按不同的按钮会发出不同的警报声。消防车、警车、救护车，每当一种警报声在小隔间响起，男孩便会高兴地叫起来。警笛声响了六遍以后，对面卧铺的俄罗斯人突然醒了过来，起身在旅行包里翻来翻去，掏出一瓶棕色的东西。他喝了两大口，接着在毯子下躺好，再一次陷入了梦乡。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呢？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遭受路途漫长、地处偏远和置身异域带来的所有这些不痛快？我的理论是，我们的记忆天生具有欺骗性，容易出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会启程进行新的探险。我们一回家，那些不痛快就自动转化成了有趣的逸事，或者被忘得一干二净。记忆不是一条直线，它更像一个布满小点的图表，这些点都是精彩的点，而余下的部分是一片空白。记忆也是抽象的，从未来往回看，以往的不痛快看上去几乎都不太真实，像梦一样。
我撑了一个小时。爬下来的时候腿已经僵了。我穿上鞋子，拉开隔间门。过道里的空气凉爽极了。我在布满灰尘的半开的窗户边上站了很长时间，一次又一次让肺充满新鲜空气。我贪婪地猛吸大草原的空气。外面的风景毫无变化，感觉上我们好像在原地静止不动。视野中没有一棵树、一座山，只有平坦萧条的荒漠。地平线处，沙漠与蔚蓝无云的天空融为一体。
我就这样站了一小时，或许是两小时。列车以每小时四五十公里的速度在沙漠和草原上缓慢前进。哈萨克斯坦国土覆盖2724900平方公里，面积比整个西欧还大。它是世界第九大国家，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在那儿，站在布满灰尘的车窗边，我开始真正了解，2724900平方公里究竟有多大。哈萨克斯坦比另外四个中亚国家的面积总和的两倍还要大。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也就是今日的哈萨克斯坦，占苏联总面积（令人震惊的22402200平方公里）的12%。相比较之下，俄罗斯现今的面积是1707520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单单是哈萨克斯坦就占了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失地的一半以上。
其他旅客也都关上了各自隔间的门。过道是我一个人的了。我时不时看到一只鹰在云层下翱翔，除此之外，沙漠上一片荒芜，没有生命的痕迹。带有石块的沙地上，一丛丛草或干枯的灌木从这里或那里冒出来，给广袤的浅棕色风景带来了小小的变化。哈萨克斯坦不多的人口与其巨大的国土面积不太相称。这个国家土地贫瘠，人口稀疏。超过3/4的领土是沙漠或半沙漠。哈萨克斯坦的总人口还不到一千七百万，这意味着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分布少于六人。世界上只有十一个国家人口密度比这小。我推测，或许正因如此，其他乘客都钻回自己的隔间去了。他们不习惯跟其他人挤在一起，所以尽力去维持相对孤立的幻想。
我回去时，隔间已经暗了下来。两岁的孩子甜蜜地睡在母亲肚子上。父亲躺在床上看着他们，眼睛半睁。我蹑手蹑脚爬上自己的卧铺，闭上眼睛。我躺了很长时间，听着列车均匀的节奏。我的身体记住了这种节奏：嗒哒嗒哒，嗒哒嗒哒。最后我睡着了，但睡得不深。
晚上，小隔间里又热闹起来，我就走到外面的过道里，呼吸些新鲜空气。那位短发前辈跟了出来，跟我并肩站在灰尘满布的车窗边上，挨得有点太近了，感觉不太自然，他开始跟我讲述他的人生。
“我退伍以前，是军队里的上校。”他说。他的俄语很完美。
“我在阿富汗服役七年，在车臣待了一年。你肯定想象不到我在那里见到的事……阿富汗也一团乱，但你知道最坏的事情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是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去那儿干什么？阿富汗和车臣都一样。所有战争都没有意义。”他沉默地望向窗外沙漠，沙漠在落日中变成了金色。
“对了，我叫亚历山大。”他伸出手打招呼。他的眼神游移不定，但握手的动作坚定有力。
“您为什么到车臣打仗？”我问。用“您”称呼这位退役上校感觉理所应当，虽然他称呼我用的是“你”。“那场战争发生在独立之后。哈萨克斯坦，以及您这个哈萨克公民，跟发生在车臣的战争想必没有关系吧？”
“这是我的工作，”他简单解释说，“而且我是俄罗斯人，虽然我是在哈萨克斯坦出生长大的。我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放弃。但是一年后，我还是放弃了。这么跟自己的同胞打仗……”他连连摇头。
“从战争中服役的军官，变成在和平时期的哈萨克斯坦领退休金的人，肯定很难适应吧。”
他干笑了一声：“我从没像现在这么卖力工作过。我打五份工才能勉强过活！”
外面出现了一片墙面刷白的房屋。火车放慢速度。
“你最喜欢什么水果？”亚历山大热切地看着我。
“苹果，”我说，“苹果最初来自哈萨克斯坦吧？”
“这是他们的说法，”他边说边耸耸肩，“但他们奇怪的说法可多了。”
几分钟后火车完全停了下来。亚历山大跳上站台，我跟了过去。夜晚的空气凉爽清新。夜已经深了，但站台颇为热闹。戴着印花头巾、穿长裙的成年女人坐在折叠矮凳上，她们面前铺着一小块布，上面摆着五颜六色的货物。旅客可能需要的一切她们都卖：家里自制的煎饼、水果、带馅油炸包、汤、鱼干、果汁、伏特加、报纸、厕纸、肥皂……提供的大大小小的货物似乎无穷无尽。这些中途停靠的时候无疑是火车之旅的高光时刻。这气味、这口味、这突然的繁忙。如变魔术一般，所有隔间门都打开了，整列火车都焕发了生机。此时此刻，在站台上，锅里热腾腾的食物吃起来比最好的餐厅端上的菜品都美味。
亚历山大回来时拎了两袋青苹果。他仔细查看了袋子里的苹果，拣了最大的一个递给我。
“太谢谢了！其实真的不用。”
“吃吧！”他粗暴地命令道。
“我刚刷完牙，所以我觉得还是留到……”
“吃呀！”退伍上校厉声重复。
我乖乖咬了一口苹果。口感甜美，汁液饱满。
“你喜欢吗？”他一副严厉的神态。
我点点头，嘴里塞满了苹果。
“好，这些都给你。”他把两袋苹果递给我。我礼貌地推辞了一下，说这么多苹果我永远吃不完的，但他不听。
夜晚的宁静降临列车。隔间里的空气依旧憋闷、黏湿，但所幸没有那么热了。关掉我的夜读灯以后，隔间里一片漆黑。我躺了一会儿，听着火车抚慰人心的声响。嗒哒嗒哒，嗒哒嗒哒。思绪变得越来越松散。之后便酣然睡去。
有什么东西在我背上乱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嗖的一下坐起来，找到手机，按亮了屏幕。刺眼的亮光几乎闪瞎了我。亮光中，我瞥见上校白而结实的手在我的床垫上。他躺在对面的卧铺上，一动不动，眼睛是闭着的。这次他总算没有打鼾。我将他的手推开时，那只手没有抵抗，消失在了黑暗中。
我转身侧躺，闭上眼睛，但是睡意迟迟不来。我忍不住想到上校这只手曾在阿富汗和车臣干过什么。
第二天，上校什么也没说。他闭目躺在自己的卧铺上，甚至没有起来喝瓶子里的东西。到了下午，火车停在一个连站牌都没有的小车站。他拿上两袋苹果和自己的旅行包，离开了隔间，一句再见也没有说。
假如因为某种原因，你没来得及在站台上买东西，不用绝望：总有叫卖的小贩穿过火车车厢，兜售手表、熏鱼、手机、报纸和其他旅客可能喜欢的东西。远远就能听到他们的叫卖声。年轻父母没有对这些小贩表现出任何兴趣，也不常在火车停靠在站台时出去。但他们带的东西足够吃好几个星期了。然而，上校离开后不久，一个叫卖的小贩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这个瘦小的女人卖的是各种会发光的彩色塑料玩具。她笑吟吟地展示了不同玩具的声音特点。那位父亲全神贯注地观看着，最后从她手里买了三个玩具。拿到这些神奇的东西时，那个两岁孩子欣喜若狂。
在这样的酷热地狱里，伴随着廉价音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和睡觉。可惜我只带了一本书，穆罕默德·沙亚赫梅托夫（Mukhamet Shayakhmetov）的《寂静的草原：斯大林统治下一名哈萨克游牧民的回忆录》（The Silent Steppe. The Memoir of a Kazakh Nomad under Stalin）。我读得很慢，好让这本书能多撑一会儿。
作者生于1922年，是最后一批体验传统的哈萨克游牧生活方式的人之一：
哈萨克游牧民无法想象失去家畜的生活：他们不了解其他生活，并相信，失去家畜，意味着必然的死亡。一年的周期是由牛羊的需要决定的。为了让它们有足够的牧草可吃，我们总是循着先人踏出的古老路线，在不同的牧场之间迁徙。
大多数哈萨克人住毡房，那种中亚特有的圆顶帐篷。家庭和其他近亲以放牧社区“阿乌尔”（aul）为单位居住在一起。只有在冬季，大草原上积起厚厚的雪来，他们才住进房屋。经济依靠以货易货，拥有大量动物的富裕家庭有责任帮衬和支持没有那么幸运的亲眷。换句话说，比起任何时候的布尔什维克，游牧民的传统生活方式都更接近平等与博爱的共产主义理想。
真正的剧变发生在1929年，斯大林以典型的独裁者作风将这一年称为“大变革之年”（the Year of Great Change）。因为愿意参与集体化和农场合并的游牧民非常之少，苏联当局开始从最富有的游牧民那里没收家畜和财产，这些人当时被贴上了“富农”（kulaks）的标签。俄语kulak的意思是“拳头”，而苏联当局把它当成贬义词用在富裕的农民身上。因为拥有超过三百五十头羊，穆罕默德·沙亚赫梅托夫的叔叔被划为富农，他的全部家畜及所有家当都被没收了。但这还没完。根据当局的计算，他如今已经一贫如洗的叔叔还欠着税款。他因无力支付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严苛税款，被判了两年监禁。
虽然采取了各种没收和逮捕手段，但集体化还是进展缓慢。很少有哈萨克人愿意放弃自由的游牧生活方式，转而像俄国人一样种地。当局的反应是逐步增加抓捕的人数。最后，因为他们抓捕了太多富农，监狱很快人满为患。为了增加容纳量，他们将一些富农的房子改造成监狱，但还是不够。最后，他们被迫释放一些囚犯，直到解决容量问题为止。
穆罕默德的家庭不算富也不算穷，虽然拥有一百头羊、十二匹马、八头牛和两头骆驼十分常见，但在1931年，他的父亲还是被打上了富农的标签。家畜和其他家庭财产被充公并“按需重新分配”了。几个月后，他的父亲被判坐监两年，因为他无法支付当局声称他欠下的所有税款。
九岁的穆罕默德此时成了有罪富农的儿子，于是被学校开除了。富农的孩子不配待在那儿。即便这个家庭已经被收走了所有财产，一家之主身陷囹圄，儿子被逐出学校，当地苏维埃视察员还是不满意。他们又去了这户人家三次，确保没有落下任何东西。最后一次，他们把年老卧病的祖母从床上抬到地上，搬走了床，以及老人陈旧的新娘披肩、两个水桶和一些旧地毯，也就是这家人最后的财产。他的祖母两个月后过世了，去世时悲惨而凄苦。一年后，穆罕默德的父亲死于狱中。等穆罕默德和他的母亲得知这个噩耗，事情已经过去了近六个月。
接下来的几年，穆罕默德、他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从一个阿乌尔搬到另一个阿乌尔，从一个村庄流落到另一个村庄。他们靠打零工勉强度日，晚上睡棚屋和拥挤的宿舍。哪里能待，他们便待在哪里，住上几天、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一直到主人忍受不了，把他们赶出去。作为富农的妻子和子女，他们没有任何权利。集体农场虽然越来越多，他们却无法在任何一个农场找到活计。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遭受了一次长期饥荒。引发饥荒的原因是粮食歉收和随之而来的干旱，但是毫无疑问，仓促开始的强制农业集体化和苏联当局严格的食物配给政策才是造成这一后果的根本原因。乌克兰是灾情最为严重的地方，饥荒被称为Holodomor，意思是“被饥饿所杀”。超过三百万乌克兰人死于饥饿。苏联当局毫不留情：即使当地人口大量死亡，他们仍继续征收所有的收成，将粮食送往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千千万万的乌克兰集体农场农民因为偷谷物而被判入狱或处以死刑。
哈萨克斯坦人遭受的饥荒之苦仅次于乌克兰人。许多游牧民宁愿宰杀自己的牲畜，也不愿将牲畜交给当局。三年间，牛的数量从七百万缩减到了不及一百万，羊的数量从一千九百万跌到了不及两百万。另外，苏联当局没有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大部分地区不适合集约耕种，从未种过地的游牧民也不具备所需知识。这一切，再加上粗疏的计划和过度的轻率，使整个集体化过程成了哈萨克斯坦历史上最大的剧变。许多新集体农场只是一纸空文。他们缺少住宅、农仓、牲畜和供水系统，在某些地方，甚至连适合耕种的土地都没有。
后果就是歉收和饥馑。
……
到了晚上，火车再次停了。我回到隔间时，发现年轻的母亲正独自一人。她第一次直视了我的眼睛。
“你怎么不喝茶？”她问。
“太烫了。”我回答。
“那又怎样？”她摇摇头，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你多大呀？结婚了吗？”
“我二十九了，对的，结婚了。”我说。我和同居伴侣甚至买了一枚正经的结婚戒指来支持这个实用的小谎言。卖珠宝的商人得知我们只买单个戒指时，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
她赞许地点点头：“你们结婚多久了？”
“三年了。”我说。这时长听上去正合适，显得感情稳定。
“有孩子了吗？”
我摇摇头。
“为什么没有？”她瞪大眼睛看着我，“有什么难处吗？还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还没想出怎么回答，她的丈夫和儿子就踏着重重的步子回到了隔间，很快我和我没有孩子的问题就被忘到了九霄云外。我爬上卧铺，仰躺望着天花板。火车再次开动，年轻的父亲仔细关上窗户，啪的一声锁上了隔间门。
我发誓我再也不搭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了。有些梦想还是不要打破的好。
那天唯一的快乐时刻，就是在无边无垠的平坦大草原上，到了某个地方，我们便离开了一个时区，于是可以将手表调快一个小时。
刚刚好三十六个小时之后，火车驶进了阿拉尔站，准时得惊人。从车上下来的乘客屈指可数，他们出站后便迅速钻进等在一旁的车里不见了。我只穿着凉鞋和薄薄的棉布衣服，站在站台上，在黑暗中瑟瑟发抖。原本约定的是咸海基金会要派代表来车站接我，并安排我的住宿。但站台上空空如也。我打了他们给我的号码，但没人接。
“你不能站在那儿，很危险！”列车员站在卧铺车厢门口，警告我。此时列车开始缓缓出站。
“那我该怎么办？”
他耸耸肩。我们之间已经隔了好几米。
“你早该想到的！”
火车开始加速。车厢轰隆隆从我身边驶过，然后火车就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