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戴锦华与策展人沙丹在2022年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刚刚落幕时，于SKP夏季电影沙龙中进行了一场关于电影未来和未来电影的对话。
近年，伴随流媒体的强势崛起和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电影经历了许多变化。
立足当下，戴锦华分享了对电影艺术、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态势及其与当下公众文化生活的互动关系的观察、分析和畅想，结合新晋出现的流媒体和“元宇宙”等现象，阐释了对电影未来的前瞻性看法。
现场观众：自后疫情时代开始我看到有很多视频创作者创作一些“二创”类的视频，像一些历史类的混剪，然后再加上文学性甚至哲学性的一些表达，这些表达能够引起很多观众共鸣。我想问像这种制作成本很低的视频素材会不会影响到青年导演的生存空间或者是表达空间？会不会之后的电影节、艺术展会更多地集中在这些视频创作者身上？
戴锦华：可以很简单地回答，也可以说没法回答。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电影是全球工业时代的创造，电影是全球工业时代的艺术。全球工业时代创造了大众文化。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应该讨论电影是否终结，我们要讨论大众文化的死亡。造就大众文化的生产环境、公共社会环境，资本环境都彻底地被改变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分众文化的时代。
@神龙士力架0517的视频截图
你刚才观察到的现象它本身是一个分众空间、是一个分众场域，而在每一个分众的圈层，场域当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某些大众性的现象，但这个大众性是在分层、分众的场域当中才发生的。每一个分众、每一个圈层的场域都可能特别丰富和有它的高下，有它的艺术成就，有它的原创。
但另外一个问题是“抱团取暖”和“党同伐异”。分众文化时代就是在这个圈层内部天大地大的事情不“出圈”。所以我们才会讨论什么东西“出圈”了，什么东西基本不“出圈”。与分众文化同时伴随的是各圈层之间的隔膜，大于很多社会的隔膜。
另外一个就是圈层内部的“党同伐异”。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也懂一点“独唯”和“CP粉”的不共戴天。这种文化的观察和考量使我们很难在对一个圈层的观察当中把它普遍成对社会文化的一种讨论。
我同意你的观点，今天没有一个青年导演不是在这种分众性的文化环境当中成长的，所以他们一定受到这些分众的圈层文化的养育和影响。比如今天一个导演可能也是在某一个圈层文化的影响之下成长的，于是他把这个圈层的东西带到大银幕上，这是一个面向。
而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他是不是最终把电影变成了他的那个圈层的一种表达。这就涉及到刚才所讨论的东西，就是电影艺术的公共性的自觉。你是不是最少有一个倾诉的愿望。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有了一个倾诉的愿望，即使来自一个圈层，刚好借用你的电影使你的圈层“出圈”了，你使你的圈层的表达传递到了非圈层的公众，而不是相反把一个原来属于公众的东西给圈层化了。大概我会在这样的层面上去讨论。
《冈仁波齐》剧照
抖音有7亿用户。听上去这种大众性是人类文明史上没有过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抖音当中包含了多少的分层。一边是这种圈层的隔膜、“抱团取暖”和“党同伐异”，另外一边是大数据精准投放和信息茧房。表面上看上去没有目录，你可以无穷地刷。而另外一边就是你经常在某一个流媒体，某一个公共平台上永远遭遇到你“告知”它的那个“你自己”。
刚才我就在书架前走了几步，我说原来这些书流行啊。这是我在网络上不可能获知的，因为网络永远根据我曾经在它那里购买的书籍来推荐给我。
这是我对你这个问题的一个有点复杂化的回答。我觉得我们大家一定要警惕你所置身的圈层。你是置身在一个圈层当中的，如果不自觉的话，你会以为它就是整个世界。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戴锦华
沙丹：最后利用我作为主持人的特权再问您两个问题。这些年您似乎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面对公众。您怎么在以大学教授的身份面对面授课和通过互联网给公众“上课”之间平衡，怎么去做时间管理？
戴锦华：其实我的基本态度是我不“触网”。我在网络上阅读、我在网络上观影，我在网络上开设课程，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我不参与网络社群生活，不参与网络的直接互动。所以很不幸地告知那些敌视我的人，他们的敌意到达不了我（笑）。
我的“触网”和不“触网”其实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当我们批判精英文化的时候我们批判的是政治精英文化，批判的是一部分人更有权利、更有资格来决定他人的价值和命运。而文化的精英主义自现代社会发生以来一直是社会前进的一个正面力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精英不是好词，但我不忌惮说我坚持一种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
我觉得正是19、20世纪以来的文化精英主义立场告诉我们如果你自诩知识人，就必须不断地向劳动者学习，就必须向养育这个世界和支撑这个世界的底层人学习。不是说学习了你就好像以他们高贵或不高贵，不是这种价值判断。而是你只有在他们中间，才能获知一些必须获知了才能当知识人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去乡村，参与乡村调查，和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做朋友，对我来说是我生命的内在的组成部分。
大概近十年来我更多地接受公共演讲，因为我怕有一天我们只能隔着屏幕了。只是这么一个变化。
有人会认为说你现在在网站上有课程，你是不是通俗了？你是不是大众化了？而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每次录制节目的时候和我在准备北大的一堂课没有任何区别。我不认为我必须降低我的标准以适应想象之中的网络大众，我认为没有这个区隔。如果网站的用户觉得我的课难以理解，他们可以选择拒绝。即使北大课堂上同学的接受也没有那么容易。
我是知道这一点，坚持这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样我们才能分享思考这些问题。我一直坚持认为不要以为年龄小的人就低幼，低幼的人跟低幼的年龄没有关系，或者说低幼的见识跟低幼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关系。网络的好处是提供了双向选择的可能性，只此而已。我并没有拥抱互联网。
沙丹：2022年是您当老师的四十周年。最后一个问题很多观众都想问，您理想当中的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如何才能成为您的学生？
戴锦华：首先我的年龄已经被体制停招了硕士、博士，所以考上北大也成不了我学生（笑）。而在我录网站节目的时候不断地被告知一定要说“豆瓣的同学”、“B站的同学们”。因为这是一个惯例。据说朋友们的愿望就是我们成为一种网络上的师生，我们因为网络而结缘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我来说学生真的没门槛，只要你愿意倾听。在网络上只能我独白，你们倾听，因为没有机会真正地对话。我觉得所有愿意倾听我表达的人都是学生，而我是非常希望有真正的互动存在。
我真的觉得学习获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式是大家的反馈。坦率地说不是说你们反馈给了我多大的启示，而是我经常发现“天哪，这句话他们这样理解”，这种感触告知我特别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经常是我的误区。
大概我和课堂上面对面的学生比分享知识更多的是分享了一些情感性的东西。我非常知道大家如果真的喜欢我的话，通常不是因为我经常有真理，大家大概感觉到了我希望保有真诚。四十年，我不一定时时刻刻都能讲真话，但是我坚持不讲假话。
我是尽可能跟大家分享我此刻的所思所想，而不是不断地重复。有的听众特别好玩，他们非常想听我再说一次那些我很有名的话。可是对于我来说，好挫败。我就说我怎么还是这两句话，我怎么没有新的表达和新的思考。
有的时候我跟昔日学生交往的时候，会感到悲哀。我觉得我面对着昨天的我。这是非常的厚脸皮、非常自鸣得意，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在继续走，可是他们停下了。
我就是真诚地在继续走，真诚地在继续问，真诚地告诉大家哪些问题困惑着我，我不能解答。如果我们能够分享，我的真诚到达了大家，如果我的问题到达了大家，然后我们一起回答，或者一起相伴着走一段，我觉得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学生，这是人生中莫大的缘分。
沙丹：谢谢戴锦华老师真诚的交流。让我们一起，继续做戴老师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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