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王健从美国学成归来，第一场音乐会就是和上海交响乐团同台。乐团以“故乡行”为名，为王健举办专场音乐会，那时候的他还一脸青涩。
30年后，历史重演。在海外旅居多年的王健，回到故乡上海扎根。上交以“王者归来”为名，再次为王健举办归国首秀，这时候的王健已是一头白发。
与上海乐迷“健”面，王健接连献上海顿《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作为真诚的见面礼，“德沃夏克的曲子很浪漫，颜色浓厚，海顿的曲子更清淡、更古典，有一种反差的美。”
上交大提琴声部则用11把大提琴齐奏维拉-洛博斯《巴西巴赫风第一号》，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王健回家。随后，王健加入“大提琴战队”，共奏尤利乌斯·克伦格尔为12把大提琴而作的《圣歌》，“平时不太容易凑满12把琴，加上我，刚刚好。”
现场的掌声山呼海啸。“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王健，在三年疫情后重回国内舞台。”指挥余隆说。如今的王健任教于上音，与上交一街之隔，“这样一个乐团在身边，有一种保护感。”王健说。
阔别三年，王健归国首秀，和余隆、上交同台。
12岁首次牵手，一路并肩前行
半个世纪来，王健与上交一路并肩前行，见证了彼此的无数高光时刻，而上交的很多重要节点都有王健的身影。
1981年，六一儿童节，王健（右）首次与上交合作。
二者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81年。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就读于上音附小的王健，在黄贻钧指挥下，首次与上交合作演出圣-桑《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那是王健第一次和乐团合作。“我就像一艘小船，飘在一片巨大的海浪上，很过瘾！”王健在两个星期里背下乐谱、拿下曲子，面对这样一支名团，12岁的他不怯场、不紧张，“还是小朋友的心态，也不能理解那场演出的重要性。”
1992年，上交首度欧巡，王健担任独奏家。
1992年，上交首度欧洲巡演，24岁的王健以独奏家的身份随行，带去肖斯塔科维奇的大提琴协奏曲。
王健至今还记得那些好玩的故事。每人每天有20元美金的伙食费，为了省钱，大家都自带食物，王健父母也托一位老师带了两大包食物，每天为他做饭，“拿什么煮饭呢？热得快，花样百出。到了意大利一个小城，我们一做饭，城市啪得一下全黑了，跳闸了。”领导着急了，挨个打电话，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15分钟时间一档，不同声部轮流做饭，而管乐声部永远在最后。
巡演到罗马，王健去超市，发现全是乐团里的人，决定下午再来，“结果超市三点就关门了，生意做满，钱赚够，他们就去享受生活了，觉得生活比赚钱重要。”回忆过往，王健笑说，“我到底还是中国人，还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我理解、尊重、向往这种境界。”
1993年，25岁的王健从美国学成归来，第一场音乐会就是和上交同台。乐团拉起红色横幅，以“故乡行”为名，为王健隆重举办新闻发布会，作曲家朱践耳还上台发了言。
1993年，王健“故乡行”新闻发布会。
王健记得，当时的上海没什么地方演出，音乐会在上海商城剧院举行，他从头拉到尾，演了拉罗、舒曼的大提琴协奏曲，“剧院声音很干，不太合适演奏。”
21年后，上交有了自己的专业音乐厅，而在新厅登台的首位独奏家，正是王健。
2014年，王健现身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
那是2014年上海夏季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原定在浦东双辉广场举行，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乐团迅速决定，转场到还在试运营的新厅，亮出第一声。
“上交迅速用大巴车把所有观众运到现场，充分显示了组织能力、应变能力。”王健当天演了柴可夫斯基《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氛围棒极了，像一场party，从台上到台下都很兴奋。”在变身为音乐厅之前，这里是跳水池，父亲常拖同事带王健来冬泳，锻炼身体，“刻骨铭心的记忆，没想到后来变成了那么漂亮的音乐厅。”
55岁回归上海，乐迷送特殊礼物
“今天能够称得上世界级音乐家的并不多，但王健绝对够此资格。”余隆说。不只和上交渊源甚深，王健和乐团音乐总监余隆，也有着超过半世纪的友谊。
“他爸背着琴在前面气宇轩昂地走，王健低着头在后面跟。”一个永远忙碌的练琴少年——这是少年余隆对少年王健最深刻的印象。
2009年 ，余隆甫任上交音乐总监，便向王健发出邀请，请他担任乐团音乐季第一位驻团艺术家。2016年，余隆率队上交，以斯特恩之名，操办小提琴赛。王健是首届评委之一，小提琴家徐惟聆是评委会主席，有意思的是，三人都和斯特恩有着命运的交集。
2016年，王健担任斯特恩小提琴赛评委。
1979年，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访华，从北京到上海，把中国的音乐学府都转了一遍。正在中央音乐学院读大二的徐惟聆，以及上音附小的王健，都被斯特恩的随行团队拍进了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他像龙卷风一样，给中国音乐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徐惟聆当时还不认识王健，看了纪录片，才知道那个戴着红领巾、蹙着眉头拉琴的大提琴神童。1980年，徐惟聆远赴美国留学，5年后，王健得赞助人资助，也去耶鲁大学深造，“我在餐馆刷过盘子，在超市当过收银员，我们这批人吃过不少苦，但王健被保护得很好，不用为生活操心。”
1999年，余隆专门飞到纽约，把斯特恩请回中国，和王健、徐惟聆等当年发光的一批孩子重聚。如今，王健回到母校上音执教，又和同样任教上音的徐惟聆成了同事。
2018年，王健50岁生日，和上交一起度过。
2018年12月26日，王健50岁生日，这么重要的一天，他是和余隆、上交一起度过的。
那天的音乐会除了陈其钢的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也有海顿《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维拉-洛博斯《巴西巴赫风第一号》，王健坐镇全场，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当晚，王健2岁的女儿迈着小碎步，给爸爸献了一束花，萌翻全场。
2023年，王健归来，乐迷送上特殊礼物，此图为复制品。
今年三月，55岁的王健归来，不只收到上交的珍贵礼物，也收到了乐迷的特别礼物。乐迷们联手签名，用名字拼出一把特殊的大提琴，裱好了送给王健，“小小蓝兔子，这位乐迷可能是一个小朋友。”王健边看边猜想。
从同行到乐迷，从学校到媒体，无数人对王健的归来，送上诚挚的祝福。对这份热烈的喜爱、支持、尊重，一向好人缘的王健既感激又珍惜，“希望大家未来继续喜欢我。”
王健的热度不只在上海，也蔓延到了其他城市，许多剧院邀他开独奏音乐会，比如他从未演出过的厦门，“以前我在国内，90%的演出是和乐团协奏，现在开始有独奏市场了，说明观众的审美更往心里走了，我也希望带来更多没听过的大提琴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