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网 财经 淄博的“火”,终于烧到了一线城市

淄博的“火”,终于烧到了一线城市

这个假期,淄博堪称顶流。

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烧烤热度,在爆发性的旅游热情中愈加旺盛。数据显示,五一期间淄博每日接待游客约20万人次,知名“打卡地”八大局便民市场登顶全国景区“排队榜单”;淄博站累计发送旅客超24万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8.5万人次、增幅55%。

追逐流量的城市,纷纷开始造访淄博、“拆解”淄博,思考复制淄博的可能性——目光最后落在“地摊”上:两年前,淄博政府曾在多个区新增66处早市、夜市及便民疏导区,允许当地市民“练地摊”,在外界看来,这一举措为如今淄博出圈埋下伏笔。

近日,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拟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条例允许街道办根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营场所。

消息一出,“深圳将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的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不少人将之与淄博的走红关联起来,有网友点评:“淄博的烟火气、烧烤味,一线城市同样也该拥有。”

其实,早在去年年底,上海已先一步立法,允许“有序设摊”;今年初,北京提出“在重点商圈组织开展外摆试点”,也曾引发相关联想。随着一线城市纷纷“放下身段”,有关城市如何对待“地摊”的问题,再次引发讨论。

“烧烤摊”的隐喻

追捧淄博烧烤,追捧的是什么?

舆论已给出诸多答案。“小饼烤炉加蘸料”的特色“三件套”似乎说服力不足,有人辩称徐州才是同类烧烤的发源地;社交媒体的狂轰滥炸更像是小概率事件,难以解释淄博成为新一个网红“神话”的奥秘。

视线进而被投向赶往淄博的人身上。有人追溯源头发现,淄博烧烤的第一波热度是今年二三月份开始,由大学生从外地坐高铁前来撸串而引爆全网。

大学生为何能成为“流量缔造者”?事实上,不止是淄博,大学生“特种兵式旅游”正带动曾经的“小透明”城市接连出圈。有分析认为,这是因疫情被压抑消费的集中释放,大学开学后,返校的学生们陆续结伴外出春游,开始了集体“消费狂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需要一种回归日常生活的“仪式感”。淄博烧烤这种大家围坐、大口吃肉的“地摊”美食充满城市烟火气,恰好能构成他们对生活想象的投射。

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中,“地摊”总与浓烈的市井风情相关联。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挑担的、支摊的、吆喝的来往错杂,令北宋繁荣的街巷经济跃然纸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烟火气息,也使清明上河图成为传世佳作。

更难得的是,如同淄博一般地摊扎堆的景象,并非随处可见。

就在淄博烧烤热度上升的同时,山西晋城却因“禁止露天烧烤”引发关注。一时间,“烧烤能造成多少空气污染”“露天烧烤应该一网打尽吗”等声音不断发酵。

淄博也曾为“地摊”烦恼。据当地媒体报道,为了解决地摊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环境污染等问题,自2015年开始,淄博下大力气引导露天烧烤“三进”经营,并使用无烟环保炉具。到现在,淄博独具特色的“烧烤大院”,容纳了大量过去在街边游走的烧烤摊,并被加以统一管理。

社交平台上的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打卡攻略

有统一管理,也放开准入。2020年,在全国“地摊经济”浪潮下,淄博曾公开允许市民“练地摊”。此后,地摊并未短暂出现后消失,在今年初的新闻中,当地仍坚持“在划定区域内严格按照定时间、定地点原则”,引导商贩有序限时经营。

如财经作家吴晓波分析,淄博政府允许烧烤摊上街,从而放弃了城管的某些权力,这也促成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的平民式想象”。

大城市的“阴影”

对于淄博这样的城市,为“地摊”守住一方土壤已弥足珍贵,那么对于多样人口聚集的大城市,作出类似的抉择就更显艰难。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地摊经济”的两面性,即解决就业的同时,给城市带来“脏乱差”,甚至被一些城市成为“牛皮藓”。在“文明城市”测评中,“占道经营”也被列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反面指标。

2020年,中央文明办曾在当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但当时,一线城市是否应该跟进“地摊经济”,仍然引发不小争议。央视财经发布一则评论指出,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强化特大城市对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力的关键阶段,简单化一哄而起地让“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看似能解一时之急,但如果此风猛吹,后患无穷。

那一线城市是否不需要“地摊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提到深圳的城中村。到2020年末,深圳还有70%的人住在城中村,他们当中大量流动人口,以低廉价格解决居住问题。每天清晨,摊贩们都会沿城中村墙根排开,满足民众各种生活所需。

上海更是在几个知名夜市被接连取缔后,陷入“夜上海”的本体性迷失当中。曾在夜市中寻找上海市井风情的人们,失去了物美价廉的小吃摊,更难寻露天、摩肩接踵、物资与信息交换等要素齐备的社会体验场所。

但上海的例子,可以呼应一线城市的难题。

作为上海北部最大的地摊聚集区,彭浦夜市高峰时期流动设摊数量一度达到上千家,在两条马路上绵延2公里。然而,食客所乐见的浓烟和噪音,引发了周边居民的巨大反弹,二者矛盾难以消解。这也成为压垮彭浦夜市的一根重要稻草——2013年,彭浦夜市成为被消灭的“负面典型”。

大城市的声音更为多元,治理更为复杂,面对类似的问题也更多。公开信息显示,彭浦夜市此后被“升级转换”进一个“美食广场”当中,并被外界称为上海首个“正规马路夜市”。但有媒体采访了解到,商家搬入后生意大不如前,并且限于广场对餐饮业用火的严格要求,大部分餐饮摊贩并未搬入。

去与留的新解

眼下,一线城市的难题已不仅仅是平衡本地居民的需求。面对日益挑剔的外来人才的需求,对地摊的“一禁了之”显得更加不合时宜。

在有关淄博的讨论中,“大学生”的出现频率极高。《中国青年报》一则评论提到,淄博独特的烧烤方式满足了年轻人喜欢新鲜感的心理和社交需求,抓住了年轻人的“胃”。而在get到年轻人的“打卡”热情后,淄博的各项行动,更展现出其服务年轻群体的信心和能力,抓住了年轻人的“心”。淄博一系列举措,正释放出不少城市希望打造的“青年味”。

而淄博烧烤的“平价、好吃”,和与三五好友共叙的场景,则击中了大部分年轻人最基本、最质朴的生活向往。

反观常年居于“美食荒漠”榜单的上海、深圳等城市,上海被认为是“平价美食荒漠”,大部分本地餐厅价格偏高,而深圳则因历史较短,缺乏培育本地美食的基础。地摊不失为其打开局面、重新靠近年轻人的载体。

眼下,两座城市都迈开了第一步。

据马亮分析,一般看来,“地摊”属于一种非正规经济形态。由于“地摊经济”的灵活、多变和原生态特质,无法套进一个标准化的“模具”,也难以将其纳入正式体系当中、或者按照正式规则管理。

通过立法,非正规的地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走出灰色空间,进入更阳光化的语境当中。如马亮所说,它事实上让“地摊经济”的治理回归到多方互动磨合的关系当中,大家首先对于哪些是底线、哪些能商量有共识,并经过不断摸索、往复,让监管部门认为能达到要求、消费者觉得方便,摊贩能够拓展业务,由此形成一个相对规范和健康的市场秩序。

而即便有淄博现成的经验在前,这个过程也难以被缩短。在马亮看来,城市对于地摊的发展策略,应该是具有很大差异性的,不仅需要因城而异,不同的地区、街道都应该有不同的解法。

事实上,关于地摊,一直存在两类不同的解法:如新加坡一般,将小贩引进邻里饭食空间——“食阁”,不仅发展成为如今各地大食代的前身,成熟的小贩文化还被新加坡成功申遗;抑或如中国台北、泰国曼谷一般,在街头划定特定流动摊贩区域,在给定时间允许其经营,并被标进地图。在当地不同的文化之下,二者均得到有效的发展。

回过头来说,通过入驻大院,淄博让烧烤摊走向兴盛;但在上海,类似的做法就不一定见效。马亮认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能否给基层执法人员足够大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动态监管、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由此,让现有条例中的指导方针进一步落实、细化,并可能进一步形成成文的条例、制度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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