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届上海电视节入围白玉兰奖的中国电视剧名单中，出现了多部“现象级”作品。它们究竟有怎样的特色，能够让观众过目不忘？6月19日，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胡智锋在“白玉兰对话”电视论坛的主席大师班上，以影视学者的眼光，结合《山海情》《觉醒年代》《人世间》《梦华录》《县委大院》《狂飙》等6部作品，与听众分享了自己对近年来中国电视剧“现象级”作品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能成为‘现象级’的作品，一定不是只具备单一属性，它应当是综合了各种复杂的特质。”
史诗级全景式呈现不能缺细节
“从古至今，我们看到的经典作品都有一个规律，就是做史诗性的提升。”胡智锋说，《山海情》《人世间》这样的作品，都堪称“史诗”。《县委大院》或许算不上是史诗级作品，但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景式呈现，同样是“史诗作品”的调性。
胡智锋
“《山海情》的成功，是把‘扶贫奔小康’的主题放在了更恒久的视野中，升级成为一部具有史诗意义的作品，在时空和格局、境界上都完成了突破。”《县委大院》也跟脱贫攻坚有关，但它与《山海情》不同，它在全景式展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景观的同时，也直指县域体制内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围绕着环保生态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是非常具有时代性的，”胡智锋说，这部剧中大概出现了一两百个角色，“把中国社会里公务员、教师、医生、农民、工人、企业家、学生等，几乎全覆盖，视野非常广阔，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有触及，视角非常丰富。”
被他点评为“最近10年间中国电视剧一个高峰之作”的《人世间》，在他看来是中国老百姓的“平民史诗”。“如果我们需要找一部半个世纪来最生动地体现中国老百姓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家庭生活、日常生活的影像，我想没有比《人世间》更恰当、更合适的了。”他说，这部剧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写到了今天，跨度长达50多年，“有着非常饱满的历史感。”
要成为成功的“史诗作品”，不能只靠主题提升或全景式呈现。胡智锋说，厉害的编剧，都是用琐碎的细节来说话的。“比如《山海情》，围绕着搬迁的经费，围绕着孩子的上学、老人的赡养、每个人的就业，都是一些很世俗的很现实的事情，高满堂、孔笙他们的厉害在于把这些世俗琐碎的事情，变成一个更具有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的内容。”他说，《人世间》的做法也差不多，“剧组在整个东北三省到处收集当时的旧物件，大到锅碗瓢盆，小到挂历和旧报纸，就是为了还原半个世纪来的中国社会变迁最真实的历史。这种历史感唤起的，是每个人的青春记忆、童年记忆和家族的记忆，和每个中国人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家族变迁都息息相关。”
打破惯性思维找到时代共鸣
近年来，现实主义创作成为“爆款”的最基本特质之一。作为现实主义创作的研究者，胡智锋认为，无论是重大主题创作，还是历史题材，甚至是一度被认为“悬浮”的古装偶像题材，只要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打破“套路”，都能打造出有温度、有共情的代表作。
重大主题创作，在胡智锋看来，“其实是命题作文”。一般观点会认为，命题作文会束缚住创作者的手脚，限制艺术发挥，但《山海情》和《觉醒年代》却打破了这种惯性思维。对这些作品的共性，胡智锋用了一个词“出格”来形容：“‘出格’体现在它没有去概念化地呈现，做得特别有艺术感。”
《觉醒年代》是重大主题创作，但它完全摒除了口号式、概念化。编剧龙平平和胡智锋是多年老友，在两人交流时，龙平平曾经告诉胡智锋，他选择了还原建党初期那些生活化的细节，用“细节真实”来展现“历史的力量”。“陈独秀在东京发动革命的时候，被日本当局驱逐，这前后他的生活内容，包括在东京的哪一天在哪个场合吃了什么，当时是什么天气，龙平平老师都做了非常精细的研究。回到上海以及在北京，陈独秀住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的环境和他日常的工作，以及他饮食起居的细节，甚至细到每一餐他吃什么，都做了大量的考据。”他说，这个考据的结果就是《觉醒年代》经得起挑剔，“它可能跟我们以往的教科书，甚至影视剧当中的党史景观不太一样，但能让观众感到震撼，感觉似乎回到了历史的现场。”
打破套路，找到和当下观众的共鸣点，也成为古装剧《梦华录》的成功原因之一。它在古装的外衣下，却又具备时代性和当代性。胡智锋认为，这部剧的故事发生在宋代，“这个朝代的思想比较保守甚至是被禁锢的，但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又比较开放，诗词歌赋和艺术都很活跃，商业也很繁荣。这部剧就找到了跟当下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结合点，从里面找到了生活情趣、家国情怀和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这些，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依然是有价值的。”
描述扫黑风暴的《狂飙》，也同样没走寻常路。它播映之初就被大家关注，是因为有突出的亮点，即“敢于直面尖锐的现实问题”，对京海这个城市存在的非常复杂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但观众看到后期，其实都被张颂文所饰演的高启强给吸引住了。胡智锋说：“平衡正反面人物的塑造是个难点，但这部剧有相当大的突破，内容呈现的尺度也不小。现在看来，张颂文的表演，拿捏得还是很合适的。当然，关于反面人物的塑造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结尾被认为过于仓促，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