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编剧、任鸣导演的《我们的荆轲》6月20日登上曹禺剧场的舞台。这部诞生于2011年的作品，既有哲学性的思辨又有轻松幽默的观赏性。上演以来，不仅收获中国观众的喜爱，也多次走出国门，在世界舞台上讲述这个具有古典审美和现代精神的中国故事。本轮演出将持续至7月2日。
《我们的荆轲》海报
值得关注的是，6月19日是北京人艺前院长、导演任鸣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整个6月，《玩家》《我爱桃花》《榆树下的欲望》先后在首都剧场，人艺小剧场、实验剧场上演。三部戏加上眼下刚刚上演的《我们的荆轲》，都是任鸣过往担纲执导的剧作。北京人艺以此致敬、缅怀他的意味尽在其中。
作为作家莫言的首部大剧场话剧作品，《我们的荆轲》不同于传统荆轲刺秦的故事，作品的视角没有仅限于讲述荆轲刺秦的过程，而重在探讨刺秦的动机和意义。作品中莫言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语言，让这部历史剧更具现实意义。“这个历史剧需要一个新的排法，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历史在新解中寻求生命力，而戏剧在这一刻像镜子一样。”导演任鸣在二度创作中进行了东方美学的探索，成就了这部戏全新的艺术风格。
剧照 刺秦，荆轲高喊：“我们历史上见！”
“这部戏里的人，其实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或者就是我们自己。”在遥远的历史人物身上赋予现代人的思想是编剧莫言的创作初衷，也是这部作品能够让观众引发共鸣的原因。“之所以叫‘我们的’，是因为你可能是荆轲，我也可能是荆轲，从他身上像镜子一样，映照着自己。”荆轲的扮演者王斑说道。
此次作为实际意义上的“复排导演”，王斑自言肩上的担子很重。“这部戏虽然看起来是古装戏，但却有现代精神。舞台上荆轲作为悲剧英雄有完整的起承转合，他的纠结、他的困顿也代表了我们的思想，他在舞台上和每一个观众都在产生直接的关系。”
剧中除了荆轲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人设”之外，其他人物也极具戏剧个性，让人充满惊喜。李小萌扮演的燕姬作为剧中唯一的女性角色，以清醒的智慧映照荆轲的内心世界，一语道破荆轲刺秦的真实动机。连旭东饰演的太子丹颇具讽刺意味，作为刺秦的推动者，他的行为荒唐可笑。王刚饰演的秦王，在最后时刻登场，以威严的形象映衬出刺秦失败的定局。而雷佳饰演的秦舞阳、李劲峰饰演的高渐离，郭为饰演的狗屠等一众小人物则带有喜剧色彩，他们的一段戏中戏，让观众在笑声中思考刺秦的意义。再加上丛林饰演的田光、李珀饰演的樊於期在剧中以自己的“牺牲”来推动刺秦，每一个人物的叠加，让整个故事充满传奇色彩。
剧照 丛林饰演田光 (中)
上演12年，《我们的荆轲》也在不断打磨中寻找新的意义。此次登台曹禺剧场，作品也随之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在曹禺剧场，这次王斑让荆轲从观众中走出来。原来荆轲在首都剧场是从乐池中升起，这次是从观众中穿越而来，带给观众一种心理冲击。”王斑表示：“导演任鸣曾经说过，重新上演要在舞台上看见戏剧的态度。因此，这次演出我们在尊重任鸣导演最初的舞台呈现基础上，加强了和观众的互动性，强调当代感，现场感，这次的创作是继承中的发展，这一次我们更强调台词，不局限于历史剧的韵调，而是要传递思想。”
剧照 王斑饰演荆轲
在北京人艺，过往《我们的荆轲》都是在首都剧场上演。20日晚移至曹禺剧场的首场演出结束后，剧中荆轲的饰演者王斑在朋友圈中发文：“‘剑在意中，曲在心里’往事涌上心头。想念，怀念……任院！默默的……自觉的……努力工作。今晚观众的掌声您听到了吧。”20日当晚演出结束后，王斑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以下以口述形式呈现。
【口述】
为什么这出戏叫做《我们的荆轲》
在话剧舞台上扮演荆轲十多年了，这个角色让我摘得了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13年）。我记得前两年排演《香山之夜》时，任鸣院长曾对我说，饰演伟人毛主席以及演绎荆轲，在这两个原创角色上，你都是不可代替的。这当然是他对我很高的褒奖和肯定。记得他当时还勉励我说：斑哥，再演一个让人无法忘怀的角色就是完满……任院音容宛在，斯人已逝，此刻只有无限的缅怀和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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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老师写的这部戏，2011年搬上首都剧场。非常巧合的是，2012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当初拿到剧本的时候，和观众在看戏时的感觉是一样的：原来荆轲刺秦的故事是这样的讲法？大家看到了一个悲剧英雄的起承转合，看到他明知这一刺有去无回，却还要偏向虎山行的内心世界。他的挣扎，他的困顿，和现实中的普通人面对名利时的心理并无二致，我想这也是剧名叫做“我们的”荆轲的原因之一。
莫言老师曾说一部历史剧，也一定是现代戏，要用当下的视角去解读老故事，我们整个创排过程也是一次拒绝平庸的努力和探索。写荆轲，离不开《史记·刺客列传》,我当时查阅资料后发现太史公洋洋洒洒五千多个字只写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五位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其中“荆轲刺秦”无疑是最浓墨重彩的，但要从刺客使命达成的角度，他却是五个人中唯一一位“失败”的刺客。为什么一个失败了的英雄的故事天下传扬，远远盖过了其他四位刺客的事迹和声名？看着剧本，我内心也是波澜涌动，思绪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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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鸣导演当时让我放手去做——他知道我是个创作型的演员，对我非常包容、鼓励，我和宋轶（当年饰演燕姬的初代演员）的戏份，几乎都是我来琢磨的。那时我刚过40岁，是话剧演员最好的时段。莫言老师写的荆轲肯定出人意表，在演员来说，是把他演绎成中山装还是西服，还是长袍马褂，自己要先有一个定位。我看出来他是在写一个你我他都观照其中，普通人的故事。市侩、怯懦、奸猾、情欲、决绝和大勇都可以在这个荆轲的身上寻见，他既有时势所迫的被动，也有孤注一掷的透彻。
剧照 王斑饰演荆轲、李小萌饰演燕姬
观众可能也发现了，除了上殿刺秦的时候荆轲拔出了“徐夫人匕首”，整场戏他都是不佩剑的，这不同于太子丹门下别的门客，狗屠、秦舞阳、高渐离等人时刻剑不离手，处处标榜自己的刺客身份。他之所以最后名垂青史，靠的是自己的意志和智慧。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推崇荆轲首先是他身上的春秋大义，李白那首《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可以说道尽了此间的内涵，这是大家想象中的侠客。
剧照 王斑饰演荆轲、李小萌饰演燕姬
但莫言写荆轲，首先是把他放置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他是个浪迹燕国的魏国浪人，投奔在太子丹门下不过是想出人头地，换取功名利禄。这次复排的时候，我希望所有的演员眼睛里都带光，就是当名利摆在眼前时，那种毫不犹豫献上膝盖的冲动。另外，莫言老师写的台词是文白夹杂的，甚至还会用到一些社会上的流行语，这次排练的时候我提了一句话，“高僧只说家常话”，就是要在说台词的时候，把它变成自己的心里话，甚至是牢骚话，要把自己的感受化成自己的语言说出来，如此观众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为什么这出戏叫做《我们的荆轲》。
“创作其实就是拒绝平庸的过程”
剧中荆轲接受刺秦的任务，起初完全是赶鸭子上架。太子丹究竟欣赏荆轲什么呢？这么大的行动要交付给他，我想无非是看到了荆轲比别人都真实，只有是个“真人”才可以逐步交涉、威逼以达成目标。太子丹看似纨绔，但作为一个政客，不能说老谋深算，但肯定懂得如何笼络、驾驭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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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剧本设定，荆轲是一个失眠症患者，我又给他设计了很多展现头疼的动作。这实际上是他懂得谋定而后动，他的痛苦来源于他的清醒，人间清醒——刺秦的任务本来是交给前辈田光的，田光自知年老力衰，又深知太子丹的为人，只好在第一节就一死了之。荆轲也同样明白，这个局只要身处其间，他就是个“死士”——刺秦一定是个死，不去刺太子丹也不会让他活着，因为天机不可泄露。所以他一定是左思右想，横竖一死，怎么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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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荆轲》中，荆轲其实是在不断成长的，以第五节《死樊（樊於期）》为界，舞台上的荆轲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之前他和其他的门客一样，为了名利飞蛾扑火，但从这个节点起，他开始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给太子丹出了难题——为取得秦王的信任，必须要献上樊於期的首级。最早排练的时候，安排的是荆轲逼死了樊於期，我觉得这样做没有显示出荆轲的智慧，就和任鸣导演商量，把“逼杀”改为“捧杀”——在给樊於期预演一遍刺秦的过程后，荆轲在樊於期面前匍匐在地，献上宝匣，让后者主动自杀成全大义。如此刺秦的使命为何落在荆轲的头上？他究竟和普通的莽汉有何区别？人物就在舞台上立起来了，可以说是脱颖而出。
当然，在这样一个时刻，荆轲的心情也是复杂的。恰在此刻，太子丹割下自己臂上的肉煲汤命人送来，用意是更进一步逼迫荆轲早日实施刺秦计划。荆轲对此了然，“太子你就是不做此举，我还有回旋的余地吗？”说罢就把这碗肉汤摔在地上，代表了他的决心已定。当然我们也没有真的去摔碗，用切光和音乐把这种意犹未尽做出来。
第六节《断袖》可以说是整部戏的“戏眼”，荆轲和燕姬一道定义了该如何完成刺秦的壮举——燕姬作为一个在男人间转赠的“礼物”，她对这一切是洞若观火的，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最动人的戏剧是悲剧，最感人的英雄是悲剧英雄，他本该成功，但却因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细节而功败垂成。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超越了历代的侠客。”这一席话令荆轲顿悟：一次成功的刺杀，就像‘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样平庸。而如果能将刺秦的行动不仅同秦王绑在一起，更同始皇帝绑在一起，他一定会在后世有更大的声名。
把一场政治性的刺杀变得富有诗意和哲理，这一节荆轲同燕姬的互动其实非常难演。他终于对她说出了压抑已久的心里话。“我想过一夜人的生活，我想和一个有体温有感情的女人过一夜人的生活，然后赴汤蹈火也不枉为人一世。”观众会看到那个之前一直端着范儿的刺客，在心爱的女人面前的软弱。我在这里不是把荆轲当成一个男人去演，我想演成一个孩子，一个需要女人去呵护的孩子，他在尽力讨好这个女人，希望得到她的认可和呵护。这场戏可以说是整部剧的高潮，荆轲在呐喊，在挥洒生命的张力，他渴求的是过上一个人的生活，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在荆轲“断袖”之前，他还想做一只交欢而死的蛤蟆，一次交配后就会尽欢而死的动物。这也对应了燕姬给他的点拨，“一次成功的刺杀，就像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样平庸”——戏里的荆轲拒绝了平庸，我们在这部戏的创作上其实就是拒绝平庸的过程。
第八节《杀姬》，是荆轲从易水河畔出发前最后的诀别。我们把它处理成“化蝶”的舞台表现，用了很多形体，蝴蝶之间追逐意识流的表现形式，来表现荆轲和燕姬对平凡人生活的向往。他们渴望像范蠡和西施一样，从政治的云波诡谲中跳脱出来，可以泛舟西湖，可以过男耕女织的生活。但这又终究是空想，所以荆轲最后必须刺死燕姬，燕姬是他的人间清醒，两个人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互为镜像，合起来才是最后践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他只有斩断代表自己理性一面的燕姬，才能获得为了春秋大义慷慨赴死的了无牵绊。而燕姬死了，荆轲的心也死了。余下的就像戏里高渐离的台词“侠肝义胆美人血”，一段历史佳话不过是后世茶余饭后的谈资，裹挟进这个佳话里的人经历过怎样的煎熬可能永远无人知晓。我觉得这里面饱含了一种历史的大悲悯。
莫言老师写最后一场戏《刺秦》，在我们的二度创作中，把它改成也就一页多纸。刺秦故事的结局，其实大家早就知道，而《我们的荆轲》作为一出历史戏，它不是情节剧，重点不在展现他如何刺秦，而是为何刺秦的心路历程。这次演出根据曹禺剧场的条件，我们不同于原来在首都剧场里的演绎，我让荆轲和秦舞阳从观众席的两条过道上走向秦宫大殿，表现出他们就是从“我们”中走来的，以此拉近历史和现实的距离。包括最后的谢幕，也是既悲壮也有带有团体操的仪式感。舞台上演员们的谢幕动作整齐划一，营建出一条打通历史和当下的时空隧道，我从这条“隧道”中离开舞台。同时舞台顶端的LED屏上打出了荆轲和秦王最后共同的台词，“我们历史上见！”直到观众散场，这行字还保留在屏幕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带着思考走出剧场。
莫言老师曾说过，戏剧是离文学最近的一门艺术。话剧本身承载了娱乐性，也承载了欣赏性，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话剧最不能舍去的是由文学基础支撑的思想性。演绎《我们的荆轲》，难就难在它的思想定位，没有思想的托举，这出戏就会流于表面。而剧场本就应该是一处让人吃惊的所在，如果观众走进剧场这一两个小时都是意料之中，那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