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大卫·鲍伊访谈录》（Bowie on Bowie），好似他的一生浅浅流过。
《大卫·鲍伊访谈录》书影
和不同采访者的交谈汇成水流而凝结成的文字，是大卫·鲍伊意识和思想最表层的溢流。涟漪的波纹很美，吸引你读下去，期待发现底下的秘密。水里的石头，银鳞闪闪的游鱼，是一再出现的某些内容，比如对经典角色的诠释，黑暗时代的反省。但水下的秘密，仍旧对你保密。
砖头一样厚的一本访谈录（560页），哪怕看完，也只能浅读他的一生。大卫·鲍伊是个诚实又健谈的受访者。他很愿意表达自己。通过几十年的采访，他展示了大树枝干的形态，可是有几片树叶呢？它们如何捕捉风的窸窣，经受虫的噬咬，完成一次又一次呼吸和水的循环，都是秘密。
采访者知道，这种活动是一场随机的冒险。不仅双方无法通过主观努力保证采访的质量，甚至连质量本身，都无通用的标准。一吨流畅的废话，也能搭出一篇相当漂亮的采访。双方互抱敌意，对话怒气冲冲时，却可能含有一粒钻石，留给后人去采撷。
该书主要收录大卫·鲍伊的文字采访
访谈集收录了大卫·鲍伊1969-2003年间的32篇文字采访。如果勤快的读者在一两天之内读完，会产生看幻灯片放映的效果。一帧帧影像快速掠过，却没有快到电影的连续效果。由此产生的眩晕感，让人感受到时间。大卫·鲍伊既是时间的参照物，也是时间流逝的象征。
从初出茅庐的小子，到被世人看作丰碑（他说过，我死后，墓碑怎么够，我要一座纪念碑），摩西一般分开人流的红海，采访大卫·鲍伊的文章，也从对话双方滔滔不绝、互相挑战的长谈，变成试图对他一生作概述的简练文字（改一改就是讣闻）。
从同一个人的身上，可见媒体、社会环境的巨变。采访者对他敬意的渐增，对1970年代看法的趋同（无比怀念），映照出今天缺乏想象力与活力的沉闷。鲍伊也这么想。他认为今天的社会更加碎片化和不宽容。如果他多活几年，会发现这种趋势正在加剧。从访谈来看，非常有可能，曾经引领潮流，像海绵一样从思想、科技、文化各个领域汲取养分的大卫·鲍伊，也不免对今天的世界生出畏惧。他会希望科技的进步遭到阻碍，AI放慢进化的脚步吗？很可能会的。
大卫·鲍伊虽说是个天才，也是他自己时代的产物。他也经历对未来憧憬，充满信心，然后产生怀疑，寻找答案，在探索中发现“一生一刹那”的普遍过程。鲍伊的思想多变，绝不愿重复老把戏。“如果一种方法行得通，说明它已经过时。”
饶是如此求变，也有一种不变的观点贯穿整本访谈录。那就是，“变色龙”根据环境改变体色。黑白分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原点（对大卫·鲍伊来说，他出生于1947年）。1960年代开始，西方世界的美梦破裂，矛盾和混乱搞乱人的头脑。“世界不会重归原貌，我们不可能参透所有的事情。”身处混乱，就用创作反映混乱。他用不同的歌词，表达同一种自我毁灭感。世界末日的可能性，被当作内心问题的表现。当焦虑的蚂蚁爬满大卫·鲍伊，他用“纪实”去架构和发展焦虑。如果蚂蚁不能被清除，就让它们成为作品的血肉。
这是最优秀的创作者才具有的能力。在访谈中，他始终强调自己不是闭锁心门、自诩天赋异禀的创作者。相反，他尽力观察社会，捕捉时代的信息，非常乐意向采访者一一列举影响过自己的人和作品：吉米·亨德里克斯、“奶油”、“新！”、“罐头”，还有与他有很多交集的伊基·波普、娄·里德……“音乐应该是聚集理念的篮子……而不是与世隔绝的嬉皮士，始终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大卫·鲍伊不喜欢嬉皮士那一套。就算他不反复提及，了解他的人也能猜到。“爱与和平”没问题，让人厌烦的是口号式的说教，一成不变的装扮和思想。他讨厌音乐圈的鄙视链，看不上那些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固步自封在小圈子里的“独立乐队/音乐人”。他不喜欢的，还有乡村音乐。“乡巴……”，及时住嘴。时间来到21世纪，谨防祸从口出，大卫·鲍伊也需提醒自己不必畅所欲言。自然，他也不会喜欢中产阶级。“主要是美学方面的限制，以及拖后腿的中产阶级意识。”
这本书的读者，多少想从大卫·鲍伊的口中，一探他之所以是“大卫·鲍伊”的成功秘诀。鲍伊没有让他的读者失望，抖落一些星尘。
1970年代，他对各种神秘主义深感兴趣。“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某样其他东西的载体……我看到一些当下正在发生的事，试图把它们引向某些焦点，好让它们能在未来融汇。”过后他坚称，哪怕是再离经叛道的尝试（引入纳粹元素），都只是对其中神秘元素的好奇使然。
他迫切地想尝试不同的道路，把自己置于不同的影响之下冲刷。把哑剧融入舞台表演，戏剧的情节楔入现场，用画画记录音乐（画图给乐手看，帮助他们理解音乐）。鲍伊想做个通才，有过随身携带“图书馆”上路的惊人之举。
他十几岁的时候想当佛教僧侣，被认为不合适。音乐的路从小就决定要走，到了中年，反而对后面的路怎么走感到迷茫。他意识到自己创作全凭直觉，和娄·里德旁观者的叙述性创作很不一样。他使用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听凭本能，擅长取用手边的文字、信息碎片，拼成一首首其意自现的歌曲。
齐吉·星尘、阿拉丁·萨恩、瘦白公爵，大卫·鲍伊创造的那些分身，全都来自青春翻涌的时期，“也是情绪非常不稳定的时期”。对于艺术家创造分身这种行为（更不用说以虚构人物为生的小说家），创作者本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大卫·鲍伊的说法带有多重人格的危险暗示。美丽的艺术品“齐吉”源自他的青春活力。随后“这个混蛋附身于我，好几年不肯离开”，影响到创作者本人的身心健康。直到事情开始变得危险，他回到欧洲，告别令人着迷的分身，投入德国电子乐的怀抱。
悲伤的孤独的柏林，使他难再唱出“让我们想着和平与爱”这样的歌词。“柏林三部曲”——《英雄》《低》《房客》表现出的未来主义，被很多人理解为冰冷的科技感。鲍伊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不能用一般表示情感的词语来形容我的作品，比如爱，比如愤怒”，但也不是冰冷的。“那是深藏在人们脑海深处，极少能够被抒发出来的另类情感。”
1980年代是低潮。那段时期的采访，充满大卫·鲍伊对四人乐队“罐头机器”的骄傲和感念之情。然而乐队没有获得成功，评价和销量双惨。以后的采访中，大卫·鲍伊仍不断回顾这段时期。他承认1980年代确实是他的低谷，对音乐失去信心，竟愚蠢地创作了几张迎合大众口味的专辑。但他坚持认为，是这支乐队使他重获自由，在流沙中站稳脚跟。至于具体的原因，奇怪的是他说了那么多次，始终没有清晰的答案。
或许，是一种作为团体中的一员而不是领袖，滋生出的温暖感情帮助了他。早年，大卫·鲍伊主动逃避人际交往。把自己打扮成视觉闪电的同时，他的生活也如闪电，刺穿乌云。后来他意识到巡演不必像灾难现场，也可以和熟悉的人建立舒适环境，让事情少一些磨难；可以有朋友，和朋友吃一顿饭，拨一通电话。寻常人的寻常事，是人类的正常需求。
他开始出于理性思维而创作，越来越像一个普通的人类。鲍伊对毒品的看法，一遍遍说到自己也烦。苦心的劝诫，使他像戒毒会慈眉善目的老爹，饱尝失足之苦的过来人。
对他的采访，也越来越像为他的离开所作的准备。这一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使一个人还活着，只要不再引领时尚，从山巅退场，对大众来说，等于大半只脚已踏进坟墓。
1990和2000年代的大卫·鲍伊状态回勇。采访者们礼貌地表现出对他新作品的兴趣，不吝赞许。骨子里，却仍旧执着于他的弄潮儿时期。鲍伊和采访者们，共同画出他人生的简略轨迹……这很无聊，幸好大卫·鲍伊一贯思维活跃，而且热爱阅读和思考。在后期那些板正的文章里，他像一只乌贼游走在框架中，喷出一团团思考的黑雾。
这些黑雾，有些睿智，有些是阴谋论的怪谈。如果我是采访者，即使对面坐着神样的大卫·鲍伊，偶尔还是想按下快进键，跳过漫天吹水的部分，进入神话的核心。但我知道，这是奢望。采访者有个通病，总是幻想在电光石火的一小时之内，挖出受访者本人都未察觉到的秘密。我们想要钻石，总是得到灰尘。
大卫·鲍伊和鲍勃·迪伦在太多的方面截然不同。对死亡的态度，倒是没什么差别。迪伦认为，因为有死，生才有意义。鲍伊也觉得追求长生不死很可笑。年轻时，他就觉得人不该不顾自尊，拖着衰朽的身躯拼命想要活到90岁。新千年之后，他说，“上帝已死，哲学上，我们完全茫然”。
在那篇采访中，他像年轻时一样，再一次提到“混乱”。《低》《英雄》时期的悲观主义，促使他在绝望境地以怜悯之心为安慰。当时的他觉得，“就算是费心劳神写下这一切或者只是想一想，也算某种抗争”。
时间改变了他的地方是：大卫·鲍伊曾经觉得混乱很可怕，后来适应了“生活是混乱的”这一理念。1992年他和伊曼结婚，找到幸福。混乱仍然是他眼中世界的形态，并且已没有新的东西，不需要新的东西。“我们只能把我们已有的东西做到最好，如果我们能因此变得快乐……没有架构，没有计划，我们也没有进化。”
如果你把大卫·鲍伊看作明灯，或许会对这样的言论失望。那个令人兴奋的人，不再提供新的兴奋点，反而指出，我们不需要新的东西。他成了洞察的智者，因为有了妻子和女儿，比从前更加留恋人间平淡的生活。
电影的套路一再告诉我们，天马行空的人一旦对尘世产生真切的依恋，就快要到退场的时候。生命的最后十年，大卫·鲍伊没有再接受采访，因为觉得无需通过这种方式传递思想。尽管，他想要参透的事情一定还有很多。他决定，这些都可以在静默和创作中完成，不必再通过大众媒体的嘴。他和自己对话，创造黑暗的画面，然后摧毁它（这一切只能在艺术中完成）。“我真的觉得，我必须做音乐。”
吸入，呼出，像呼吸一样自然，直到黑色永远降临的那一刻。因为各条道路都试过，到最后，鲍伊说他不会再做以前没做过的事。
活得圆满，所以不再惧怕死亡。一本访谈录，意想不到地给我这样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