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西安人，生于1958年。1977年开始将照相机作为摄影艺术的创作工具，以西安为生活重心，在陕西地区进行拍摄。40多年来，他拍摄了海量的西安及周边地区照片，使得后人通过阅读图片而非文字的方式也能了解这座城市的那段历史——直观且鲜活。这是照相机的好，几乎忠实的、客观的完成记录之功能。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或多个像秦岭这样的摄影师，拍照于他是一个乐趣，于城市是一份珍贵的影像档案，这是个体与一座城的缘分。
西安鼓楼前准备拆除的旧房，2004年12月6日。本文图片均由秦岭摄影。
青年路口的老房子俯瞰，1984年5月
白鹭湾老宅子，1993年9月5日
秦岭镜头中所关注的对象与他所处的地域有关，也与中国整个摄影潮流有关，自然，也与时代发展有关。在早期，他拍摄了大量反映了陕西民风民俗的照片，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但自1993年后，他表示“那些没意思了”。2000年后，他心里某种东西在塌陷，或者说重建起来，“摄影没有必要背负太多的东西。”他笑着说。对于秦岭来说，1993年是他的摄影上的一个分水岭，“之前拍摄城外，农村为主，93年之后开始拍摄城里，拍摄城市。”他给自己划了一道线。
1990年代，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西安城开始面临一轮一轮大拆大建的城市改造运动，身处其间的秦岭，被这股浪潮所裹挟，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他将镜头从民风民俗转向所在的城市空间。这些照片的梳理，呈现出古都西安另一个世人较为陌生的面向。
自强路拆迁，2021年5月8日
长安城—汉武大帝，2015年11月
西安西大街鼓楼前商铺被拆，2004年12月6日
西安大雁塔南侧村庄被拆，2006年2月6日
长安城—西望钟楼，2004年
西安李家村服装城拆迁，2006年2月17日
西安这座有着三千年的历史名城，在近代随着摄影术的发明，陆陆续续留下一些旧影，当时光走到1990年代的时候，胡武功、侯登科、邱晓明三位陕西籍摄影家于1997年推出《四方城》画册，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四方城》之概念来自西安城墙，三位摄影家采取平视的视角，凝视寻常百姓，“以现代都市人的心态记录了西安社会大众的真实生存状态，反映特定时空的地域文化景观。”这本画册除了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大众的生存状态和心灵投射，它也留给观者西安城市化进程前夜的那份安静和农耕文化背后的朴素面貌。画册带给公众的文化心理恐怕是基于摄影师对家乡西安的亲切而凝结的一幅幅画面——热爱生活的摄影师和热爱生活的西安人民。这种亲切感是家长里短，是来自亲近泥土的气息，它满足了西安以外的人所想象中的西安的样子。
但，此时的西安正悄然地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异动——西安的现代化随着国家政策向西部地区推进，中国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西安位于中国版图的西北地区，远离改革开放先发展起来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不振导致城市发展相对迟滞，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城市外观得不到更新，以摄取外部动态变化而见长的摄影，似乎在此难有作为。但是，作为全国城中村数量首屈一指的城市，西安很早就开始着手城改之心。
拆迁动员，2008年7月11日
长安城-龙塬残雪，2013年2月
西安太华路纱厂街拆迁，2007年11月22日
流浪汉，2008年11月
西安北大街基督教堂被拆，1998年5月25日
西安西郊西围墙村拆迁，2015年2月5日
西安西门外拆迁，2003年3月4日
北三环拆迁，2021年2月25日
西安—南门外仁义村拆平，2007年10月12日
西安仁义村开始拆迁，2007年10月17日，
西安游艺市场拆迁后的夜景，2008年11月26日
大华纱厂拆迁改造，2012年3月10日，
西安东大街华侨商店被拆，2011年9月12日
西安城到底开始大拆大建。在此过程中，城中百货大楼、医院、邮局、小吃店、菜市场，街巷……纷纷面临被拆除的命运，面对此时此景，毫无疑问会生发出感慨，人们或留念、或庆幸、或喜悦、或伤感。“发展是硬道理”的势能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横扫一切，尘土飞扬。
1990年代的西安，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城市改造，拆迁几乎达到了一个高峰，城市进入跨越式的发展阶段。秦岭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安人，手拿相机，频繁地出没于上述这些场所，为消逝的它们留下最后身影。这对于他既是出于常年拍照这个动作带来的某种习惯，也是内心潜意识的力量驱使。或许，我们可以视这些照片是一种客观记录，但同时，秦岭这一时期的影像因为城市的异动，与他之前拍摄的大量反映陕西民风民俗的作品不同，也与本地同行在内容摄取上相异——农耕文化中人的平静，开始快速地走向它的对立面——枯枝与新城、残雪与城墙、汉武大帝的塑像与脚手架、灞河老桥被拆，河床上遗留的唐代基筑桩子将被拆移到别处，四个面对这一场景的背影依旧平静，但内心笃定不再。秦岭的这些影像，让我们看见，西安人的生活转向一个全新的方向。
大明宫拆迁，2010年7月3日，
西安自强东路拆后景象 ，2018年12月17日
西安北郊团结村拆后，2021年3月4日，
西安乐居场拆后， 2008年11月30日，
站在汉▪杜陵看城乡接合部，2014年12月16日
西安环城西路拆迁，2006年1月
新与旧，急与缓，平静与笃定，一一被秦岭的照相机摄取。将西安作为现代城市，而非乡土故里进行创作的对象，秦岭是当地较早的觉悟者和实践者之一。
问与答：
2023年7月23日，澎湃新闻记者在西安火药书局采访了秦岭，以下是对他的采访。
澎湃新闻：请介绍你什么时候开始拍摄西安城大拆大建，持续了多久？驱使你将城市拆迁过程作为创作对象，是基于工作需要，还是自我意识？
秦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西安开始了比较集中和大规模的拆迁，我拍摄西安的拆迁应该是从1993年左右开始的。九十年代之前，古城西安基本上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许多民国时期的建筑也多有存在，绝大多数居民还住平房，特别是城墙圈里的成片院落。很多建筑是雕梁绣户，朴素而不失内秀。这些院落多以四合院为主，分布广泛，分片集中且数量多，保存比较有原始风貌的多数在西安城的西南角和东南角，当然，东木头市，南北院门和建国路一带也有许多。那个时候西安还没有太多高层建筑，就是有也多不超过五六层。
西安集中大规模拆迁应该先是从城的西南角开始的，这个地方聚集了许多解放前的商贾大户和军政要员的宅邸。这些以四合院为主的联片房屋，大都布局宽敞、讲究，当然也因时间久远，疏于维修，而且由于时代变迁和更迭，特别是“文革”时期的特殊整治，院中的搭建现象也挺普遍，显得杂乱无序。
在拆迁大潮序幕拉开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拆迁的步子越迈越大，步伐越来越快，以市中心为例，四条大街依次拆迁、拓宽、重建。从南大街挑头开始，北大街、西大街随后，东大街也没落下，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先“拆”，再“建”，完全颠覆性的重生了一座依然由古城墙围着的新城，直到现在东大街还在进行着维修和扩展。西安是一座四四方方的老城，四条大街的拆建，蔓延到城墙外的大规模拆迁也就随处可见，轰轰烈烈起来。
东大街东段街景，1990年
西安东大街端履门十字的小贩，2004年11月
澎湃新闻：西安给游客的印象除了丰厚的历史古都，还有浓厚的陕西话带来的乡土气息和亲切感，毕竟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西安早已不再是那般旧模样，现代化的大都会沿着城墙，几乎拔地而起，请问，您怎么看待面对这两种不同创作对象下的摄影？
秦岭：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幼时对西安的了解也并不完全。小时候一直生活在新城区，它属于城东。对城西城南的莲湖区、碑林区知之甚少，对北边的未央区那更是陌生。工作之后，因为自己所学的专业从事了摄影及一些图书设计工作，那时候除了自己原有的相机外，又多了单位配备的相机，硬件装备上了个等级。由于自己的兴趣一直在摄影上，所以一有时间就爱拿着相机到处溜达，满城的跑，拍风景、拍花卉，拍新闻，拍剧照，拍人像不亦乐乎，时间长了，跑的多了，渐渐对西安城的轮廓有了清晰的概念和认识，大街小巷，店面院落，有意无意的拍摄倒也积累了一些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西安城里的照片。到了90年代初，西安许多地方先后进入了热火朝天的拆迁模式，开始的时候我零零星星拍了些，我一直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反复翻看自己过去拍摄的照片，我发现一些过去的老院子老街道被拆了，而且面目全非，已经没有了我照片里的模样，“记录”和“留影”这些字样就在脑海里异常清晰起来，我忽然觉得好像应该做点啥，反复细细地琢磨，就想不如把“拆迁”作为自己的一个专题来拍。其实，这应该是我第一个有意识有自觉拍摄的专题。从此以后，我对拆迁上了心，哪里有拆迁，我就往哪里跑，就害怕把哪里给落下，根本没有了节假日的概念。客观的讲，当时的拍摄还不能完全说是理性的觉悟和觉醒，而应该是下意识的职业兴趣推演出的专业收获而已。
今天看，西安从一个大县城式的容貌发展成一个有大都市模样的过程，它不是偶然的，就像蝴蝶一样，不经过蜕变的过程，它永远不可能翩翩起舞。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一些当年的场景，就很难想象如今这样奢华的装扮。比如当年几乎占据西安服装市场半壁江山的李家村服装城的拆迁，西安火车站北广场（丹凤门广场）的建设，解放路游艺市场的消失，再比如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成，都是有痛、有悲、有惊、有喜，有难忘，还有不舍得的过程。
今天，你或许还可能从城墙圈里寻找到一些老西安的遗存和过往，但出了城，在城圈外鳞次栉比的高楼间，就很难再嗅到古城本该有的味道了。与时代和发达国家接轨后的高速发展，几乎不让人们停下来观看和品味。相机是忠实的记录者，它框定下来的情景应该融入大量的时代的信息和人文气息，综合了拍摄者更多的主观意识，留给后人的也会是更纯粹更平和。
东大街上的情侣，1996年2月
东大街口，1997年
东大街西头的修自行车摊，1998年12月
西安东大街上隔着玻璃窗看化妆的女人们，1998年10月
澎湃新闻：面对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独有的一段大拆大建“废墟”景象，回望自己的摄影，有没有遗憾？
秦岭：大拆大建留下的废墟景象，就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战争景象一样 ，太让人难忘和不忍直视，只不过一个是在废墟上覆盖一层绿网，说是为了环保；另一个则是废墟上冒着硝烟，描述着战争的残酷。回想自己这么多年来对拆迁的拍摄，走过了多少废墟，拍过了多少残垣，早已记不清了。如果说遗憾，那就是我深感自己的拍摄赶不上废墟产生的速度，不夸张的讲，在最集中大肆拆建的那些年，我都有种不敢睡觉的感觉，怕一觉醒来就又有不知多少院子，街道，村落给消失了。记得，在拍摄拆迁的头几年，我同时还拍摄西安的老院落，当时计划拍摄50个，但终究没有完成，拆的太快了，我赶不及啊。
澎湃新闻：网络上有你以前拍摄的大量反映陕西民风民俗的作品，今天再看它们，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秦岭：很幸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拍摄陕西民风民俗照片最多和比较集中的时候，也恰是陕西民风民俗展示的好时期。那时候陕西人的豁达性格和当时宽松的时代背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给了我太多的营养和助力，在出版单位工作，又有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我几乎跑遍了西安周边的所有县城和镇子，还有陕北的多个县市，那里的集市，庙会，风土人情以及各种风俗、娱乐活动等等都有拍摄，时至今日，有的还在跟踪拍摄着。
回想起来，八九十年代，我随胡武功、侯登科、石宝琇等老师拍陕北，拍乡村社火，让我受益匪浅。到九十年代中期，我更是与胡武功老师腻在一起，几乎天天都在西安城里转悠拍摄。不过现在我也深感，当年的拍摄和照片里留存下来的人们容貌和神态啥的，都尽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虚、不假、不造作，是从心底里溢出来的，现在的这种情景似乎渐行渐远，让人不舍。
赶集，陕西千阳，1998年2月
社火表演，陕西陇县，2005年2月
春耕，陕西淳化， 2009年4月
交际舞，陕西凤翔，1998年1月
澎湃新闻：之前，听到你提及《四方城》这本画册对你影响很大，请具体谈谈。另外，谈谈对你的摄影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摄影师。
秦岭：《四方城》画册是由胡武功、侯登科、邱晓明拍摄并于1997年出版的，胡武功老师签名留言后送给我了一本。《四方城》画册拍摄的是九十年代中期西安城里人们的生活状态，朴实无华的镜头语言让我看的如醉如痴，常常激动不已，有种久违和找着北的感觉，直到现在，有时候我还会从书架上取下来翻看它。我特别喜欢画册中那种无打扰的拍摄，尽显生活至本的瞬间，真实，朴素，无修饰。
对我的摄影生涯影响巨大的还有另一本画册就是弗兰克的《美国人》。可以说对《四方城》和《美国人》画册的研读更坚定了自己的拍摄方向，影响了我的整个摄影走向。当然还有许多著名的纪实摄影名家的作品和画册，以及著名批评家的摄影文论著作等，也在我家书架上占据重要的位置，让我膜拜和仰慕，也指点着自己的不足。
“陕西群体”中的李少童、侯登科、石宝琇、李胜利、焦景泉等老师，我们都有比较密切的交流，对我不吝赐教关照不少，还有潘科老师的讲座，也是我最爱听，最有收获的摄影讲座之一。
澎湃新闻：你现在在拍什么？
秦岭：前年我走西安的老浐河，拍了些照片，翻看回味便萌生了拍摄浐河的想法。如今的现场拍摄越来越难，也不知是自己想表达的太多还是时态躁动的频繁，过去是举起相机就能拿下，而今往往是看到了却会出现迟疑。不过，目前我还是以拍摄熟知的西安城为主，然后辐射一些过去拍过和新近注意到的。烟火气还是最吸引我，坚持拍，不停地拍，有了作品才能有话说。说实话，也只有拿起相机，我似乎才能安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