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被插在永安公司的塔楼上面。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事件，不是发生在政府建筑或宗教建筑上，而是在一个商业建筑上？” 2月12日下午，由上海图书馆、同济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开放的上海城市建筑史研究——四大百货公司”分享活动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办。《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研究：建筑、消费空间、城市文化》一书作者、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助理研究员周慧琳提出了这个问题。
周慧琳从伫立在南京路西段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入手，通过对建筑的解读，带领读者全面深入认识近代上海商业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发展以及消费文化的营造。
活动现场
上海城市研究中，百货公司是“缺位”的
上海曾以“十里洋场”蜚声海外，繁荣的商业是这个城市百余年来最浓重的底色。发端于18世纪末的新兴商业建筑——百货公司，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很少有研究者从建筑学角度入手深入系统研究这些商业建筑。这是周慧琳选择以四大百货公司进行深入研究的原因之一。
此外，和政府建筑或宗教建筑相比，百货公司更能与个人发生亲密的联系和共鸣。这也让周慧琳在情感上与百货公司产生更多的链接。她至今记得自己七八岁时第一次踏入当地百货公司的感受，“空间很大，灯光明亮璀璨，所有柜台上的商品都闪闪发光。我和弟弟站在自动扶梯口，小心翼翼地踏出一步，站在扶梯上以后，长吁了一口气。”多年以后，在资料中看到1936年大新公司开张，全上海热议乘坐百货公司自动扶梯的体验，她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
百货公司与一个人生命的交织远不止一次，甚至上海的百货公司会影响到其他城市。周慧琳记得，她姑姑结婚时，如果能够去上海置办结婚用品，或是托人买到了上海的产品，讲出去“是一件非常有牌面的事情”。
从那时起，就有一个问题一直留在她的心里：“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会对百货公司，尤其是远在600多公里以外的上海的百货公司，有那样非常向往的心情？”
“从出生到结婚生子，我们人生的很多重要的节点都在和百货公司发生紧密关联。”这个因素促使周慧琳多年之后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主题聚焦于四大百货公司。
华商四大百货公司
华商四大百货公司走出了本土路径
在南京路西端，从湖北路到西藏中路短短350米的道路上，伫立着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它们是广东香山籍商人创办的4家民族资本百货公司，分别是马应彪1917年创办的的先施公司、郭乐郭泉兄弟俩在1918年创办的永安公司，还有李敏周在1926年创办的新新公司，以及蔡兴蔡昌两兄弟在1936年创办的大新公司。如今从人民广场地铁站出站，看到的第一百货，就是大新百货公司的旧址。
这四家距离如此接近，体量又十分巨大的百货公司，创立者之间是否有关系？周慧琳研究了四大百货公司的业主背景。他们都是来自广东香山，在澳大利亚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然后去香港创办百货公司，之后又来到上海。这些商人之间本身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多人之间有亲戚或是姻亲关系。周慧琳用几个词总结他们的人生历程：“贫苦出身，远渡重洋，白手起家，荣归故里，寻求发展，最后创造了辉煌。”
在四大百货公司之前，上海已经有英商的四大公司存在，成立时间从1870年到1907年不等。华商四大百货公司成立之后，南京路形成了两端并立的局面，东端是英商的四大公司，西端是华商的四大公司。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会形成竞争？
“两者在顾客群体、销售产品、经营范围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周慧琳认为，虽然同为南京路上的“巨无霸”，华商的四大百货公司并非简单模仿英商的四大公司，而是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自有道路。
首先，英商百货公司面对的顾客主要是外侨和传教士，这些人在上海买不到习惯使用的本土日用品。基于这样的原因，英商四大公司才成立起来。他们用印度保安守门，营业员也基本是外国人，所售商品也不符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所以中国本土民众很少进入这样的场所消费。
而华商四大百货公司就更为“接地气”，不但引入丰富的中国商品，在经营范围上更是无所不包，除了英商百货公司的零售和餐饮，还加入了旅馆、茶室、游乐场、电影院、跑冰场、保龄球馆、广播电台等文化娱乐产业，甚至还有储蓄部、保险公司、浴室、理发部等等。
四大百货公司还自创了“屋顶游乐场”，设置了许多中国传统娱乐项目。在这个宛如中国传统庙会的游乐场中，可以看到各种戏曲项目。其消费也是面向普通百姓的。例如永安百货天韵楼的门票的价格是1.5角，买票后可以游玩一整天，从早上10:00到夜里11:00。
美国记者、作家霍塞于1940年出版的《出卖上海滩》中描写了当时南京路上的场景：
“1936年，南京路上的最前端依然是洋行，再过去就完全是中国市面了。路上行人渐渐拥挤，大多是穿长袍的男女。路边一些乐队在楼窗里吹打，这是中国式的广告。
“上海的百货公司里边是世界上最吵杂的地方。有一个部门门里边终天开着唱机，还用高度的扩音器扩放出来。中国人最喜爱热闹喧哗，而上海恰巧是最热闹喧哗的，因此也最合中国人的胃口。这些街上的声音、景物、气味完全是亚洲式的。”
“所以，即使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英商的百货公司和中国民族资本的百货公司，本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周慧琳总结，“通过对比，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百货公司的发展有自己的路线和模式，它由海外华人主动吸收并在本土传播，其中经历了移植、消化、融合、发展的复杂过程。并非简单模仿西方百货公司。”
先施公司顶楼乐园
提供“建筑可阅读”更丰富的维度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钱宗灏谈到，华商四大百货公司吸收了来自外商百货公司经营全球各式各样百货的理念，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独有的模式。而四大百货公司的建造本身也是一条时间轴，能看到从1917年到1935年近二十年间上海建筑风格的转变。
“商业也好，市政也好，都是与我们城市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裘争平谈到，无论是从博物馆做展陈的角度，还是从建筑研究的图书视角，都是希望能把背后的人文故事介绍给读者，让大家更多地了解城市的发展过程。
“开放的上海城市建筑史丛书”主编、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在分享中谈到，通过这套丛书的组织出版，希望能将对上海建筑的多维度研究汇集起来，更全面地叙述上海现代化城市历程，这也是阅读城市的一种方式。
“百货公司的诞生对城市的影响非常大，四大百货公司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商业建筑，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建筑可阅读的更丰富的维度。通过四大百货公司的建筑建造，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来，城市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改变了城市天际线；而从建筑风格来看，百货公司是一种新的综合体，对上海乃至中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场所，它推动了从传统城镇模式向大都市生活模式的转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购物体验与交流方式。”卢永毅说。
据介绍，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组织策划的“开放的上海城市建筑史丛书”以近代上海的对外开放和中西交流为背景，以城市现代化进程及其文明嬗变为基底，从都市新建筑类型、职业建筑师实践、西方建筑文化思潮的影响以及传统园林的蜕变等多个角度，用多样的历史叙述和图文并茂的方式，将近代上海城市与建筑现代转型的剧烈变化呈现出来，以多视角考察近代中国建筑与城市进程中的现代性议题，并以此作为认识、理解和推动当代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的有力的学术支持。丛书坚持选题的开放性、时空的开放性、观念的开放性和主体的开放性，力图更加真切地呈现上海近代建筑的时代面貌及其城市的文化景观。目前已出版《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研究：建筑、消费空间、城市文化》《华盖建筑事务所：1931—1952》，后续还将出版《豫园历史研究：从东南名园到文化遗产》《佘山教堂建造的历史寻踪》。
《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研究：建筑、消费空间、城市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