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7日，李歇浦导演去世，享年81岁，其代表作有《开天辟地》《走出西柏坡》《邓小平·1928》等。
李歇浦
李歇浦，江苏泗阳人，1942年出生于上海。1963年，他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毕业后，进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助理、导演，曾为张骏祥《大泽龙蛇》做助手，并曾担任创作室主任、副厂长。
代表作《开天辟地》于1991年获第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优秀影片奖，并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电影作品和上海影评人奖年度“十佳影片”之一。《邓小平·1928》获2005年第十一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他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上海大风暴》于1994年获“飞天奖”二等奖、第三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优秀影视剧奖，并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电视作品。
《开天辟地》海报
2011年，上海电影节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曾同这位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代表人物，有过一篇长篇访谈。石川教授认为，李歇浦是一位非常“职业”的导演，“对电影生产的各个工业环节特别熟悉，功力深厚，给他拍什么片子他都能拍”。
以下为石川口述：
“什么片子他都能拍，这样的导演我们一般叫职业导演”
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整个上海电影的生产规模，还有产业链的结构是全国最高的。而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尚是初建。50年代末，随着一批沪上电影人渐趋老去，上海电影也开始要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未雨绸缪，那个时候上海就下决心要自己办电影人的“黄埔军校”，和北京电影学院南北呼应。
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当时是大专，所以叫做专科学校，校长是著名导演、编剧张骏祥。张骏祥导演是清华外文系毕业，后又留学美国，在耶鲁大学专攻戏剧。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不可谓不强，都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有经验的创作人员担任。赵丹、白杨、沈浮、陈鲤庭等各方面的电影专家都在这里授过课。可惜，这所学校1963年就停办了。可就是这四年的毕业生，后来都成为上海电影的骨干力量。因为当时就是定向培养，不向外地分配的。
上海的第四代导演，特别是女导演们，除了黄蜀芹，大部分都是这所学校出来的。李歇浦、于本正是导演系毕业的，知名演员达式常、梁波罗等则是表演系的。不仅是导演、演员，当年培养的电影各个工种都有。包括今年年初去世的国家一级摄影师、上海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朱永德，也是在这所学校学的摄影。现在这批人都已经80岁往上了。
所谓中国第四代导演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实际上是因为北京电影学院“八二班”出来一批第五代导演，往前推才有了所谓的第四代，乃至第三代（导演）的概念。第四代导演基本都是“文革”前毕业，但在“文革”后才正式开始拍片的这一批人，刚好李歇浦的年龄就在这一拨。实际上，第四代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各个厂里面学徒出来的都有，比如之前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吴荫循导演，他就是广西厂自力更生培养出来的人才典型。
李歇浦毕业后，在上海电影厂肯定也是从助理干起，然后做副导演、导演。他的导演处女作《御马外传》（1981）是一部6本长的短片。当时上影厂为了提高产量和培养年轻导演，向市场推出了一批短片，大多观赏性比较强，市场效果和社会反响都不错。《御马外传》就是其中的一部，程之主演。
“6本长”就是60分钟的胶片，标准长度一般来说是9本。之所以要推出这样的短片，当年也是不得已。改开初期，上影厂人才积压，僧多粥少，导演室里老老少少五十多位呢。老导演们“文革”结束想出来再展拳脚，中青年导演也不能总是闲着，要给这些年轻人不断地拍片，想出的办法就是拍短片，把几个短片凑在一块儿，编在一个放映单位，比如把两部60分钟的短片放在一块，就变成120分钟，再拿到影院去放。吴贻弓导演的处女作《我们的小花猫》（1980）也是这样的短片。这在当时培养了一批人，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给年轻人练手的，而且还取得了不俗的市场反馈。
类似这样的“串烧电影”，并不是现在的发明。90年代的时候上影厂还做过类似的复制，三位年轻导演各拍一部30分钟的都市生活短片，做成一个独立的放映单位。这几年“我和我的祖国”系列电影中也是如此，几位导演在一个主题下，各拍一段故事，整合在一起放映。所以说，这种形式其实一直在用，只不过媒体平台在不断地转换。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电影市场对娱乐片的需求量显著增大，上影厂里给李歇浦导演分配任务，连续拍了两部武打片《断喉剑》（1988）和《销魂刀》（1989）。那时候就连黄蜀芹导演也拍了《超国界行动》（1986），那说起来是部反恐惊悚片。这两部武打片，并非是李歇浦导演本意要拍，他其实是一位很典型的职业导演，有点像是老导演汤晓丹，没有特别明显的个人风格，但对电影生产的各个工业环节特别熟悉，功力深厚，给他拍什么片子他都能拍。这样的导演我们一般叫职业导演，个人风格特别突出的导演叫做作者导演。
这几十年来，我们过分片面地强调个人风格特别突出的作者型导演，而对职业导演是有所忽略的。其实更老一代的，像1949年前的中国导演，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流派。很大牌的导演，拍过不少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但没有特别突出的个人风格。这有点像好莱坞詹姆斯·卡梅隆那类导演，希区柯克拍来拍去都是他的风格，卡梅隆什么片子都可以拍，而且拍的片子都叫座。职业导演这个概念在中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断喉剑》和《销魂刀》是武打片，但也可以看出导演在里面的作者性，那便是对封建士大夫愚忠的反思，这是当时同类作品里是鲜见的。至于这两部电影不约而同都选择了明末李自成相关的传奇演义，我觉得也不是李歇浦的选择，而是这两部片子都是同一位编剧李晓的本子，恰好都是讲那一时期的故事，一系列的故事。拍了一部市场反映良好，那下一部自然还是如法炮制。我们不能忽略那时都是国营制片厂的体制，李歇浦拍片子是生产任务，而他也非常服从厂里的安排，担负着创收的责任。
1998年公映的《燃烧的港湾》是李歇浦导演另一部商业片代表作，何麟主演。演员表中还有中国香港演员温碧霞，中国台湾演员赵文瑄以及美国演员约翰·斯拉德（John Slade）。这部电影是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而拍摄的合拍片，故事背景是二战末期香港的抗日斗争。谢晋导演在此前一年拍摄的《鸦片战争》也是合拍，更有历史命题的题中之义。当时合拍片是有规定的，就是港方演员要占多少比例，美国演员则估计是港方找来的，在今天这样的模式早已寻常。
《燃烧的港湾》海报
“主旋律电影和市场的结合，尽可能吸引年轻观众”
1991年建党70周年纪念，《开天辟地》是献礼片，但这部电影的艺术性和史学价值同样很高。李歇浦的个性气质比较适合拍这样的历史题材。当然，这也是机遇，他撞上了，《开天辟地》也因此成了他最伟大的一部作品，他和这部作品是互相成就的。当时是从1989年就开始筹备，他抱着相当大的使命感来着手这一题材的创作。
《开天辟地》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历史题材，它包含一系列革命先驱者的人物群像，而电影作为故事片，首要任务是塑造人物，通过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来展现中国共产党建党这个在近代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导演主要是看中了它的史诗风格。再就是人物写得活，不像过去一些写领袖的片子，人物都一板一眼，缺乏性格魅力。另外，黄亚洲、汪天云的剧本总体上还带点纪实风格，有些新闻报道式的写法。
所谓纪实风格，应该说主要体现在电影的散点透视上。建党的历史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在故事创作上虚构的空间非常小。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但建党可以说是在全国发生的，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有李大钊，上海有陈独秀，湖南有毛泽东，要照顾到不同的点。这些活动在当时的媒体上都是有记载的。
《开天辟地》剧照
《开天辟地》追求一种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感。有一次，这部电影的编剧跟我讲起他们当年研究史料的工作量，那真的是不得了，就像写博士论文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不容有任何差错。在史料扎实的基础上，最大的突破是凸显了历史人物的性格魅力。比如该片是第一次正面来塑造陈独秀，而且塑造得非常有血有肉。
李歇浦和编剧在研究剧本时，发现陈独秀是有那么一点家长制作风的。他对两个儿子陈乔年和陈延年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厉。他在北大当教授，几百大洋的月薪，可他只给两个儿子四五块大洋当生活费。让他们去体会生活的艰辛，希望他们在艰苦生活中和劳动大众的感情更接近。电影中有一场戏，讲两个孩子在夜里帮人拉大锯挣学费，陈独秀从附近路过，偷偷去看了一眼。这一看，心里又不忍，觉得辛酸，他毕竟也是有慈父心肠的人。所以在路边买了整整一锅茶叶蛋，让小贩拿去给他两个儿子吃。这场戏是虚构的，但它符合人物的心理和性格逻辑，也不违背历史的真实。
《开天辟地》剧照
通过研究史料，导演发现陈独秀其实是一个活得相当洒脱的人，耿直率性，也有那么点恃才傲物、顾盼自雄的味道。片中有一处情节，陈独秀去撒传单，被巡捕打了一耳光，他毫不客气地还了人家一耳光，心想：“你算老几，我是堂堂北大教授，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你竟敢打我？”“啪”上去就赏他一记耳光，嘴里还说“叫你尝尝新青年的滋味！”真是痛快淋漓。
在毛泽东形象的塑造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歇浦在其恋爱和家庭戏上的展现。有一场戏，毛泽东和杨开慧结成夫妻，要在毛泽东的母亲画像前跪拜。当时有人有不同看法，说毛主席是反封建的，又是无神论者，不应该行跪拜之礼。导演不同意这种看法，毛泽东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追求爱情，也爱他的母亲。建国以后，他每次回家乡，不是都去父母坟前祭拜吗？他下跪并不是拜鬼神，是拜自己亲娘，有什么不可以？争论了半天，这场戏还是保留下来了。据说，后来影片在香港上映，新华社驻港分社收集了香港媒体的评价，大概有七八十篇文章，大部分对青年毛泽东的形象都表示了肯定，有些作者还说，他们没想到青年毛泽东原来是这样的。
《开天辟地》剧照
李歇浦导演在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上，还有《走出西柏坡》和《邓小平·1928》两部佳作。在2004年拍《邓小平·1928》的时候，李歇浦导演起用了中国香港明星余文乐，就是考虑到主旋律电影和市场的结合，尽可能吸引年轻观众。余文乐演的角色，身份是小平同志的助手，是个虚构的角色，完全可以用明星来演。
导演回忆说，他一开始是确定了陈冠希和余文乐两个人，他个人比较倾向余文乐，因为后者外形更刚毅一点，与角色更接近。在联系到余文乐之后，他好像有点受宠若惊。因为以前还很少有这种先例，用香港偶像明星来扮演革命先烈。余文乐表示对这段历史不熟悉，担心不能完成角色。李歇浦就让副导演帮他补课，给他讲历史，看一些文献资料，包括当时一位捷克摄影师实拍“四一二”大屠杀的纪录片《上海1927》。余文乐回香港以后，还请中文大学的历史老师专门给他上了一个星期的课，态度很认真。
《邓小平·1928》剧照
我记得当时还同李歇浦导演就主旋律电影的嬗变有过讨论，在他看来只有那些能引起最广泛共鸣的影片才叫主旋律。少数人喜欢，大多数看不懂的影片就不是主旋律。拍出来没人看，就更不叫主旋律了。在他看来，电影政治上的正确当然要讲，但如果光讲政治正确，那就去看红头文件好了，干嘛要看电影呢？电影之所以是电影，就在于它需要用艺术形象来传达意义和价值。他当时就提出，主旋律影片的创作，思想还可以更加解放，题材还可以突破更多禁忌，风格类型上也还可以更多样化一些。
采访当年，电影市场上已经有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这两部影片都是大量使用明星，搞声势浩大的发行宣传。这在李歇浦看来也是在为主旋律电影探路子，应该允许和鼓励。他同时也提出，现在它们票房很好，并不意味着以后主旋律只能走这么一条路。如果让他再拍这种影片，就不会这样大量地使用明星。还是要从题材出发，从历史人物出发，来考虑需不需要用明星。这是他要坚持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