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读了“快乐小分队”（Joy Division）的口述史《炽热的光及其他一切》（The Oral History）。附近有音乐节，低音炮轰鸣。人都离开家，扎堆去旅行，到处都喧嚣、混乱、缺乏注意力，超乎寻常的人流量构成各地的奇异景象，像是人群下意识地对缺乏希望作出回应。这种景况，和书中的氛围遥相呼应。
乔恩·萨维奇的这本新书，主角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替时的一支英国摇滚乐队“快乐小分队”。他采访乐队成员及有关的众人，回忆这段飞星般的时光。书的真正主角，是早已死去的伊恩·柯蒂斯。他成就了乐队，也毁掉了乐队。他和伙伴们一起，对存在的绝望作出回应，最终不堪忍受痛苦，逃离了世界。
书从众人回忆城市开始。每个人都花时间讲述他们生长的城市，一路穿插媒体对这支乐队从小心谨慎到不吝赞美的评论。乐队成员均来自相隔一条厄韦尔河的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两座英国北方的工业城市。他们长大的城市区域很少有树，天堂（通常以围墙花园的形态存在）是抽象的概念。
他们的城市像年老缺乏活力的宿根植物，外围还在生长，中心已经荒芜。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小孩，熟悉贫困和暴力，或许比中产更懂得自由。1976-1980年，乐队存在的几年像一个瞬间。瞬间被如梦似幻的回忆解构，破败的后工业城市，因为青春的关系现出虹彩。
到1980年5月18日伊恩死前，“快乐小分队”已经被捧上神坛。伊恩·柯蒂斯被视作英国的吉姆·莫里森，行过水上而无痕的耶稣。使他痛苦和难堪的病——癫痫，古代经常被视作神灵附体的表现，在当时依然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
参与回忆的每一个人，都尽可能用清晰洗练的语言来讲述。伊恩死后，他们有漫长的时间来思考这一切。这种长时间的反复思考，使这本口述史呈现出日本版画的细腻纹理。一开始，大家都非常冷静，带着年长的人回忆青少年时光时特有的温柔和愉悦，讲述乐队从无到有的过程。或许是回忆过滤掉了自以为是和自命不凡，也可能“快乐小分队”就是这样与众不同。
他们虽然号称是一支朋克乐队，却不危险、不恶心、不狂妄。他们像几个顺利毕了业找到工作，却依然容易在大白天进入梦境的人，迷迷糊糊又顺理成章地找到彼此，组了乐队，开始排练。当时，没有一个人是乐器的熟练使用者，但他们还是设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和音乐之间的关系，在简单的混乱中找到旋律和美。
这几个音乐的外行，因此顺利逃脱了他们这个阶层的生活轨道，因为感知到被设定好的未来而选择逆流游泳，逃到“工厂”俱乐部、录音室和租来的两套公寓里。逃到欧洲大陆，差一点就能逃到美利坚（可惜因为伊恩的死美国巡演被取消）。
用贝斯演奏旋律，把吉他解放出来做实验，类似于人机互动的鼓，加上伊恩·柯蒂斯——诗人、舞者、在台上极度坦率且能够一人分饰多角的主唱。这四个人建立起势均力敌，缺一不可的伙伴关系。他们太幸运，幸运到从来不需要讨论音乐。只要四个人在一起，每周排练两次，就能源源不断地写出新歌，就像置身于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梦境。
Joy Division乐队
他们不仅从不讨论音乐，也不谈别的和文学艺术有关的话题，无需形而上的理念或哲学支撑。摇滚有摇滚的理念，嬉皮有嬉皮的想法，朋克有朋克的坚持。大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历史和传奇。“快乐小分队”不是这样的，至少在他们的回忆里，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唯一一次自我意识的出现，是有人提到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大意是：“我们忽然想到，我们随心所欲更换的每一种造型，或许都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但也仅此一次。到后来，这四个工人阶级的小孩不再奇装异服。他们打扮成正常青年的样子，穿衬衫、西装上台（甚至会打领带）。他们的头发短得不能再短。什么朋克精神，自力更生不依靠大厂牌，扶持本地音乐场景，反对主流文化，在他们的语言中都不存在。
即使有过这些念头，时间也早已把它们洗净，只剩下条索分明，永远难忘的事情。就像被真菌吃光了叶肉的树叶，叶脉的形状极漂亮，又非常脆弱，像永恒的一瞥，自由有形的存在。
在伊恩生病之前，大家都闭上眼，尽情享受延长的童年和青春期。这个时间段的特点是不反省，不会观察自己的心灵，不怎么需要休息。身体的疲惫和旺盛的精力是一对好朋友，不是造成精神内耗的最佳损友。他们只做，不说，到后来采访也不接受了，不再回应外界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是自己行动的绝对主宰。精神直接控制身体，使乐器发出极大的声音。他们沉浸其中，以至于当制作人马丁·汉内特坚持用自己的方法处理录音室作品，增加幽微的细节，使那些歌散发出不同于现场的阴郁气质，只会令小伙子们不满。
他们的天真和天分使人羡慕。四个人里面，只有伊恩的创作不是那么一气呵成。他是随身携带诗句重量的那个人，总是在阅读和写作，死前曾表示想退出乐队，买一家转角商店做书店老板，当一个作家。音乐自然发生的时候，他在写满诗句的纸上挑选合适的词句用作歌词。
一开始，写歌很困难。生病以后，伊恩发现写歌不再艰难。第一个句子出来之后，其他句子争先恐后地诞生。他像观看别人绘制的动画，目睹这个过程。他的生活也发生变化，有黛博拉和安妮克两个女人，一个女儿。乐队越来越出名。巡演很累，伴随无尽的小童式的恶作剧和新事物的刺激。四个成员最后都辞掉工作，变成全职音乐人。
音乐、工作、生活、爱情，原本泾渭分明的四种色彩，迅速地混合在一起。像有人为他们踩下加速器，使他们全心投入，最终无路可退。
书的前2/3是平平无奇的无忧无虑，但死亡就在那里，无人能够回避。对于伊恩之死，每个接受采访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多的看法叠加在一起，却无法给出一个真相。
唯一确定的是，他的死是这些人童年的结束和现实人生的开始。所有人都表现出懊悔，责怪自己当时太年轻天真或自私，对伊恩病情的恶化视而不见。只要伊恩说“没事，继续”，大家就当作房间里的大象不存在，继续活在梦境中。但其实他们从心底知道，一个人只要想死，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
Joy Division乐队
伊恩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众人的回忆，为“复杂”添上具体而丰富的色彩。那个只要站上舞台，就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人，还是一个好人，一个善于思考、温和有礼的人，一个无法拒绝别人的，有依恋和不舍的人。伙伴们注意到，就算在一个空间里相隔一米，伊恩也会对不同的交谈对象展现出不同的人格。
除非把他惹急了，他才会暴跳如雷（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两次）。基本上，你没法和他争吵，因为你说什么他都赞同。你没法知道这个人的真实想法，你只想知道，他自己知道吗？
警方潦草地完成聆讯，朋友们拼凑出他死前的足迹。所有人一起(包括伊恩自己)，把他逼到绝境。他认为自己可以忍受死亡，从一个牢房进入另一个牢房，但是无法忍受痛苦，也不能捕捉胜利。
他们所有的人，都无法捕捉胜利。没有人可以，因为延长的童年和青春不可能永续。即使他们听见了伊恩歌词里的挣扎和征兆，也没放在心上。团队里“最应该像成年人”的托尼·威尔逊（格拉纳达电视台主持人，“工厂”联合创始人），亦认为痛苦只是摇滚的一部分。音乐里的死亡意象，和真实的死亡之间并不相通。
在现实的维度，“快乐小分队”的确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胜利。他们声名鹊起，和另一支同为传奇的英国朋克乐队“性手枪”（Sex Pistols）截然不同。他们没有自毁倾向，像孩子一样地玩闹，目的不是激怒任何人。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目标受众相当地识货。他们既能够欣赏彼得·萨维尔设计的怪异专辑封面、演出海报，也能听出这不是一支“冒牌货”乐队，辨别出他们不是沽名钓誉之徒，每个成员都有独特的东西。那个跳着近乎癫痫发作的灵魂之舞的主唱，货真价实地在舞台上吐出肺腑，向大家展示血污的心肝。
这种景象注定了在世间罕见。有多少艺术家，最后成了本人艺术形象惟妙惟肖的模仿者。他们模仿自己青年时的形象。更多的人连模仿都不能够了，只能一边计算着出场费和出场次序，一边尽力满足观众的怀旧愿望。
“认识开始的第一个信号是求死的愿望。”喜欢卡夫卡的伊恩·柯蒂斯，一定读到过这句话。但我们也不应该完全据此来理解他的死，或者浪漫化他的死亡。
死就是死，和生一样严肃。尽管经常被涂上黑色幽默或荒诞的色彩，它依然是一件无比严肃的事。
因为他的死，活着的人开始像成年人一样反思自己。只有离开童年的人，才有可能去观察它，然后感到悲伤。
和任何有关摇滚的书一样，这本书也让人感到悲伤。悲伤若能表达，有人可怀念，还不算太坏。若是集体失语，小丑横行，连悲伤的感觉也被消解，就不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