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下午，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带一路”电影文化圆桌论坛如期举办。今年恰逢“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成立五周年，与会的嘉宾也是人数众多，包括联盟成员代表、国际产业嘉宾、策展人、青年导演等。他们就“本土故事的国际传播”、“电影节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解读。
论坛现场
年轻电影人不妨尽情拥抱电影节
论坛开场，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广播电视学系主任唐俊发布了《“一带一路”主题国际电影节展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的报告。
据该报告统计，自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至2021年，共展映了91部作品，分别来自46个国家的95位导演。其中，女性导演有23位；独立制作为49部，来自31个国家；海外合拍作品为40部，中外合拍作品1部。其意义在于发现了一些难以在其它国际电影节平台上看到的优秀电影，一定程度上弥补商业大片主导下市场机制的不足，构建了突破狭隘文化的窗口。
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的许多作品都出自青年电影人之手，而本次论坛也特意找来了四位年轻的导演，分别是马来西亚导演柯汶利、印尼导演卡米拉·安迪妮（Kamila Andini）、中国导演王丽娜与邬浪。他们四位首先谈起了自己第一次参加电影节的感触。
柯汶利
柯汶利提到他第一次参加电影节是因为短片《自由人》。在他看来，参加电影节很大的意义在于可以和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跟各领域的创作者的交流，打开了我的认识和看事情的角度。你会发现原来你创作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美学上的也好，理念上的也好，都是可以被讨论的。”
《默杀》海报
柯汶利执导的《误杀》是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他的最新作品《默杀》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后，同样收获了好口碑。
卡米拉·安迪妮
安迪妮透露她第一次参加电影节要追溯到2011年，虽然作品仅做了一次小规模的放映，但电影节本身仍令她大开眼界。她认为，对于年轻导演来说，参加电影节的经历非常珍贵，因为这是你领略多元文化的大好机会。
《尤妮的婚途》海报
安迪妮的最新作品《过去，如今和之后》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并且令印尼女演员劳拉·巴苏基赢下最佳配角银熊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的是她2021年的作品《尤妮的婚途》。
王丽娜
王丽娜回忆说，自己第一次去国外电影节是带着作品《第一次的离别》参加东京国际电影节。在她看来，最可贵的是跟观众的交流。“我记得有一位老人，他说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可能没有机会能够去到许多地方。可是通过《第一次的离别》，他看到了那么遥远的地方，还带着童年的香气，让他又不禁想到了自己的童年。这种感受让我特别震撼。”
《第一次的离别》海报
王丽娜的长片首作《第一次的离别》曾获得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儿童单元最佳影片奖。据她透露，她的第二部长片《村庄 音乐》也已接近完成。
邬浪
邬浪导演与上海国际电影节有着特殊的缘分。2019年，他带着剧本来到这里参加创投；今年，他的长片首作《雪云》则是作为“一带一路”电影周的开幕片亮相。“在上海拿到了剧本的奖以及后来带着短片去戛纳电影节，这两次经历让我感到电影节有着非常强的仪式感。它为电影人打开了一扇门，让创作者得以走进去，有一个地方可以共同交流，充分领略电影的魅力。”
《雪云》海报
想要参加电影节，首先还是得有作品。那么，几位与会的青年导演各自在创作上有什么坚持呢？柯汶利表示，他还是对类型片情有独钟，希望能将类型化做到极致。而他的新作《默杀》与《误杀》一样，也是一部犯罪题材的作品，改编自真人真事，聚焦一位少女的离奇失踪。王丽娜希望自己的各部作品“看上去或许是不同的，但是底色又是相同的”。安迪妮透露，自己的每部作品都会采用当地的方言作为对白。因为在她看来，语言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体系，展现出文化的多元性。邬浪则强调自己直观的感性层面，“一个故事或是一个人，我关切的是能否刺痛我，或者说温暖我，让我有感觉”。
“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目前的成员包括48个国家、55家机构，联盟旗下的各家电影节都会展映其他国家的作品。至于什么样的作品最受当地观众的欢迎，萨拉热窝电影节的首席运营官阿明·哈季奇（Armin Hadzic）和意大利文化部电影和视听总局的特别项目负责人罗伯托·斯塔维莱（Roberto Stabile）都表示：没有确定的答案。哈季奇坦言自己在选片时，更偏爱新生代导演的作品，因为他希望能为本土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斯塔维莱更看重本土化的表达，在他看来，本土的同样也是世界的。
而谈到电影节存在的价值，哈季奇表示，对于年轻的电影人，电影节不是说仅仅为他们提供拍摄资金就行了，还应该让他们的作品获得更多曝光的机会。斯塔维莱强调电影节应该为多国合作拍摄电影创造一个好的平台，这样可以让青年导演有更多机会得以完成作品；他也倡导青年导演不妨尽可能多地去到各个电影节推广自己的作品。
电影节不应仅仅把作品邀请过来一放了事
“一带一路”电影文化圆桌论坛的下半场，主要由几位电影节的主理人和策展人现身说法。过去几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各国的电影节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几位与会嘉宾也谈了各自遇到的挑战。
论坛现场
在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何文权看来，他最担心的是经济社会大环境对人们电影消费习惯造成的影响，“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处于一个拐点上”。但他也表示自己对未来是乐观的，“只要大家还有种‘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想法，不拘泥于内卷或躺平，我相信第七艺术的魅力始终会存在。”“这次电影节，我听到很多声音说是好久没有参加这么盛大的行业盛宴了。我觉得电影节对于电影人，包括我们这些为电影节服务的人来说，就是我们的家。这个家是有生命力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个品牌是有生命力的，正如上海这座魔都，自有它的魅力。”
何文权
地拉那国际电影节的创始者兼总监阿格隆·多米（Agron Domi）表示，作为一个带有学术性质的电影节，其实过去几年地拉那国际电影节受到疫情的影响不算大。他的挑战在于，在观众的欣赏口味越来越商业化的当下，如何引导他们去挖掘电影的艺术价值。
阿格隆·多米
而卢布尔雅那国际电影节与纪录片节的艺术总监西蒙·波佩克（Simon Popek）认为，与赞助商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非常重要，正是这点确保他们的电影节在疫情期间减少放映规模时，仍能有序运作。
西蒙·波佩克
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总监阿米尔·拉美西斯（Amir Ramses）则谈到了如今发行模式的变化。“我注意到去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很多作品，时隔一两个月就在流媒体上线了。电影窗口期的缩短势必会给电影节带来变化。”“还有经济问题也很重要。之前埃及遭遇了经济危机，就在开罗电影节开幕前夕，美元汇率翻了一倍，这也给电影节带来很大困扰。”
阿米尔·拉美西斯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节目策划负责人沙丹，则谈到了电影节对于观众的引导性。“北京的也好，上海的也好，很多参加电影节的观众只是盯着一些经典作品，其实国际上很多其它电影节的观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怎样更好地引导观众走进电影院，去选择观看那些没看过的作品，尤其是新片。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到的‘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影作品就很重要。因为观众对这些国家的影像作品并不熟悉，说实话有些国家具体在什么地理位置观众都不是很清楚，这就要求我们的策展人、选片人发挥重要的作用，不是说把这样作品邀请过来一放了事，还要做好宣传工作，让观众了解作品的价值。”
沙丹
谈到电影节对于新人的培养与挖掘，何文权特别提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有从短视频到长片的六大版块，供年轻的电影人展示他们的作品。他特别强调，“亚洲新人奖”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宁浩、曹保平等导演都是在这个平台起步的；而像吴京这样的演而优则导的电影人，也得以在这个平台寻求突破。
拉美西斯提到，对于年轻电影人，开罗电影节不仅设有大师班，更有让他们和有名的电影人一同拍片的工作坊。因为大师班可能只是聆听名家的创作理念或剧本灵感来源，而工作坊却可以提供实际操作的机会。工作坊结束后，获得导师好评的年轻电影人还有机会获得电影节的资助。
论坛的尾声，与会的嘉宾就“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的成员之间如何能更好地保持联动畅所欲言。沙丹认为，如何能让“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影作品进入我们的电影市场，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假如一部电影在电影节上放映后成了爆款，一票难求，那么它是不是在电影节期间放映三四次之后，在中国的生命周期就结束了？它能否有机会进入我们的发行领域或者在艺术院线放映，又是否有机会在我们的流媒体平台上线？”
而拉美西斯表示，大家还是应该要经常保持沟通和交流。他笑言，这次上海之行让他搞定了下一届开罗电影节35%的评委人选。
最后，与会的嘉宾都对“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在未来的继续发展壮大表示乐观。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何文权对所有联盟成员表示，“欢迎回来，欢迎再来，欢迎常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