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桐和达昕撰写的《波兰·华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成教授主编的《国际和平城市丛书》其中的一本。该书既不是一般的华沙城市历史的描述，也不是服务于游客的华沙城市概览。该书是关于华沙的和平之书，贯穿该书的主线为和平建构。作者将和平建构的过程比作树木从一粒种子到最终开花结果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华沙独特的历史埋下了和平之种。和平之树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和开花结果离不开精心的培育和养护，而记忆的传承与叙事的建构则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记忆的传承和叙事的建构在战后波兰复杂的环境中延展，最终达成共识，通过和解结出和平之果。该书图文并茂，夹叙夹议，为我们展示了和平之城华沙独特的和平构建历程，进一步诠释了和平是通向和平的唯一道路这一颠扑不灭的真理。
《波兰·华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雄城市的和平之种
华沙作为波兰首都，见证了波兰的兴盛与衰落、辉煌与黯淡、光荣与耻辱、亡国与复国、和平与战争、忠诚与背叛、动荡与安宁、幸福与苦难、附庸与独立。华沙的历史可谓波兰跌宕起伏的历史的缩影。在近代波兰的重大事件中，华沙从未缺席。
966年皮雅斯特王朝大公梅什科一世受洗，皈依基督教，波兰举国因此皈依基督教。966年不仅是波兰民族身份之源，而且是波兰国家的开端。波兰皈依基督教加强了波兰的国际地位，使波兰成为拉丁文明世界的组成部分。1385年立陶宛大公雅盖隆与波兰女王雅德维加联姻，并皈依基督教，波兰立陶宛联盟形成。1569年7月1日，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签署《卢布林联盟》条约，波兰立陶宛联邦（亦称第一共和国）应运而生，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1596年国王齐格蒙特三世将宫廷从克拉科夫迁往华沙，华沙成为波兰首都。16世纪是波兰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的潮流推动了国家繁荣，波兰在文化、艺术和科学上取得不俗的成就。波兰独特的贵族选王民主制与西欧盛行的绝对君主制形成鲜明对照。
自17世纪中叶起，由于内乱和战争，第一共和国开始走向衰落。被称为“瑞典洪流”的瑞典入侵使国家成为一片废墟，波兰损失了约1/3的人口，失去了大国地位。瑞典人摧毁了华沙，战前华沙有人口2万人，战后只剩2000人。18世纪下半叶，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支持的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国王在推行改革和维持与俄国的附庸关系上左右为难。1768年，沙俄迫使瑟姆（立法机构）放弃内部改革，给予新教和东正教信仰者以充分的政治权利，使波兰成为沙俄的保护国。为捍卫罗马天主教的特权，反对沙俄干涉波兰内部事务，一些贵族组建巴尔同盟。巴尔同盟发动武装起义，反对斯坦尼斯瓦夫国王和沙俄，并获得奥斯曼土耳其和法国的支持。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内战进一步削弱了波兰。1772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波兰失去近1/3的领土和约一半的人口。此后，斯坦尼斯瓦夫国王试图推动改革，抵制俄国影响。1791年5月3日，波兰大瑟姆通过具有进步色彩的新宪法。这是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和世界第二部成文宪法。改革触怒了沙俄，也触动了守旧贵族的利益。守旧的贵族成立塔尔戈维察联盟，起兵反叛。在俄军和叛军的进攻下，斯坦尼斯瓦夫国王被迫投降。1793年沙俄与普鲁士第二次瓜分波兰。1794年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科什秋什科发动起义，反对俄普第二次瓜分，起义遭到血腥镇压。第二次瓜分使波兰失去3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和300万人口。1795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第三次瓜分波兰，波兰领土被瓜分殆尽，一度的欧洲大国从世界地图消失达123年之久。波兰人曾寄希望于法国拿破仑帮助恢复独立，拿破仑法国支持的华沙大公国昙花一现，其土地被普鲁士和俄国瓜分。1797年，东布罗夫斯基元帅在法国组建波兰军团。波兰军团帮助法国征服意大利，东布罗夫斯基马祖卡触动了波兰人的心弦，“波兰不会死亡，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成为波兰不屈精神的象征。亡国后波兰人民没有放弃恢复独立的愿望，多次举行起义，其中最为著名的有1830年11月起义和1863年1月起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波兰得以复国，结束了漫长的亡国厄运。新生的波兰处在德俄之间，成为大国觊觎的对象。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同年9月17日，苏联攻打波兰，波兰再次被瓜分。厄运再次降临，波兰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民族创伤。
虽然波兰在历史上屡遭战火劫难，但和平的思想绵延不绝。两位通过教会成长起来的波兰学者——斯坦尼斯瓦夫在其1400年和1413年的布道《论正义战争》中，以及帕维乌·弗沃德科维奇（Paweł Włodkowic）在其著作和康斯坦茨会议（1414-1418）上的讲话中，均倡导尊重其他国家（包括异教徒）自由权利的和平理念，同时拒绝战争的非正义性。1434年，波兰外交官米科瓦伊·拉索茨基（Mikołaj Lasocki）作为天主教巴塞尔会议的代表出席了在阿拉斯举行的和平大会，在百年战争中的交战方法国、英国和勃艮第之间进行调解。他在讲话中呼吁“摒弃战争精神，解除心灵武装”。学者安杰伊·弗雷奇·莫杰夫斯基（Andrzej Frycz Modrzewski）在其1551年的论著《论共和国的修复》第三册《论战争》中写道：“为了不被迫发动战争，必须极其小心地维持与邻国的和平。……相邻的人民和王子通常会在他们之间达成协议，以解决此类问题。”1573年瑟姆通过的《华沙联盟》保证不同信仰的人享有无条件的持久和平，并使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的信徒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获得国家保护的保障。波兰因此成为欧洲大陆宗教宽容的乐园。2003年《华沙联盟》文本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亡国之后，波兰的精英仍在思虑波兰的前途和欧洲的命运。波兰贵族、巴黎波侨领袖阿达姆·耶日·恰尔托雷斯基（Adam Jerzy Czartoryski）在其《外交论文集》中建议在欧洲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联盟的政治体系。恰尔托雷斯基非常重视在国家间关系中建立基于道德的机制。他还主张建立超国家机构来维护和平并监督冲突的公正解决。他坚持波兰的座右铭“为了我们的自由和你们的自由”，将波兰的独立努力与欧洲其他被征服国家和东方的类似运动联系起来。学者沃伊切赫·博古米乌·亚斯琴博夫斯基（Wojciech Bogumił Jastrzębowski）发表《文明国家持久联盟条约——欧洲宪法》，主张建立一个代表所有国家的泛欧组织，这些国家的代表将被派往常设会议。该机构的作用是制定法律以防止武装冲突，保障和平。斯特凡·布什琴斯基（Stefan Buszczyński）1867年发表的《欧洲的衰落》描述了未来欧洲统一的愿景。他建议“所有欧洲国家结盟”，开放所有边界，自由交流思想。自由从事工业和贸易。泰奥多尔·科尔文·希马诺夫斯基（Teodor Korwin Szymanowski）1885年在巴黎出版《欧洲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未来》，提出了欧洲统一的愿景：改革后的议会制度、关税同盟、集中收集的统计数据、所有参与的欧洲国家的财政捐款以及欧洲中央银行。他相信，这一愿景的实施将巩固国际合作，以实现普遍和平。
复国后的波兰参加国联，并提出和平倡议。1927年9月，波兰代表弗兰齐谢克·索卡尔（Franciszek Sokal）提出的“谴责和禁止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和仲裁义务的宣言”草案被国际联盟大会正式接受。1931年9月，波兰在国际联盟提出实现道德裁军备忘录，鼓励国际合作和谅解，以确保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再发生。1939年12月，流亡法国的外交部副部长齐格蒙·格拉林斯基呼吁各国应该采取行动来回答以下问题：人类的发展是基于法律还是基于暴力，基于正义还是基于强暴，基于人民和个人的自由，还是基于对他们的征服，基于道德虚无主义还是基于基督教道德，文明还是野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源于人的思想，因此必须在人的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崇高而艰难的使命。不喜战争的民族常与战争相伴。和平思想在波兰绵延不绝，但无力避免战争。这是波兰的悲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遭受了巨大的民族创伤。不屈的波兰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943年4月19日，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犹太人发动起义，起义遭到残酷镇压。1944年8月1日，国家军在华沙起义。起义者试图将德国军队赶出华沙，在苏联军队抵达前控制华沙。起义持续63天，最终陷于失败。国家军的英勇起义惊天地泣鬼神，体现了不畏强敌的英雄主义。二战期间，波兰600万人被杀，六分之一居民被杀。纳粹德国计划将波兰首都转变为德国精英的小城：德国华沙新城。在华沙起义爆发后，纳粹罪犯海因里希·希姆莱下达了屠城和将华沙夷为平地的命令。华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损失最大的城市之一，华沙72%的住宅楼、90%的工业建筑和90%的古迹在战争中被摧毁。2004年时任华沙市长的莱赫·卡钦斯基初步估计二战时华沙的损失为315亿美元。
二战中的华沙
记忆传承与叙事建构
华沙是波兰的记忆之都。徜徉在华沙的大街小巷，纪念碑和纪念铭牌随处可见。通向老城的主街上经常可见不同主题的历史图片展览。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和临时展览展示华沙历史的各个方面。
二战后，人民波兰加入苏联集团。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甚至对波兰1952年宪法进行了修改。德国分裂，西德和东德分属不同的阵营。1955年苏联和东欧七国在华沙成立华沙条约军事同盟组织。官方的记忆建构无不受到上述约束条件的制约。
重建华沙成为治愈战争创伤和重建和平生活的开端。波兰集举国之力重建首都，重建华沙成为亲历者的永恒记忆。作为苏联送给波兰的礼物，文化科学宫1955年建成，成为华沙的地标建筑。196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描述了二战结束15年华沙的新生，“这是一个始于1945年的故事，当时这座城市几乎只剩下一片废墟，然而今天它已经从灰烬和瓦砾中崛起，并令人惊讶地恢复了战前100多万居民的人口。华沙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城市社会运作的令人惊讶的课。这似乎证明，无论是一个民族的彻底毁灭，还是他们的财产的彻底破坏，都不能结束一个伟大城市的生命”。盖莱克上台后，波兰决定重建皇家城堡。重建城堡规划委员会称该城堡将“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几代波兰人的桥梁，成为我们民族历史连续性的见证”。重建工作的负责人丹尼尔·特沃雷克（Daniel Tworek）致力于原汁原味重建城堡，称“这座城堡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整个历史的象征”。波兰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历时14年完成城堡重建。
皇家城堡的重建
华沙历史记忆的建构无不受到政治的影响。如对人民军和国家军的厚此薄彼，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的冲突，“华沙英雄”的模糊表述。对华沙起义历史记忆的建构并非一成不变，1964年的华沙英雄纪念碑、1979年的华沙起义者纪念碑以及1989年落成的华沙起义纪念碑反映了不同时期对华沙起义的叙事变化，体现波兰关于华沙起义的叙事建构越来越趋于客观。1968年波兰官方发动的反犹运动导致1.3万-2万犹太人离开波兰，成为犹太人在华沙城市记忆中的又一个插曲。在人民波兰时期，波兰通过各种方式保存华沙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历史记忆。1988年4月18日，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爆发45周年之际，一座类似敞篷货车的石碑揭幕，以纪念纳粹德国的犹太人转运点。四块纪念牌上用波兰语、意第绪语、英语和希伯来语镌刻着如下文字：“1942-1943年间，30多万犹太人沿着苦难和死亡之路从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被驱赶到纳粹灭绝营的毒气室。”在剧变之前，一条犹太人殉难和战斗纪念路线，其起点是犹太人隔离区英雄纪念碑，终点是转运点纪念碑。
虽然关于华沙历史记忆的建构指向和平，但是华沙在1956年和1981年两度面临苏联的军事威胁。这在某种程度反映了波兰在冷战时期对无力掌握自身命运的无奈。在冷战时期，苏联北方集团军常驻波兰，苏军在波兰设有79个军事基地。苏联主导的“和平和民主”阵营对波兰的和平叙事产生了深刻影响。
1989年波兰的圆桌会议引发的变革开启了波兰的全面转型，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结束。国际环境的巨变和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使得关于华沙的记忆传承和叙事建构的环境有了根本的改变。关于华沙历史的传承和叙事建构既体现出连续性，又具有转折性。华沙历史记忆和叙事建构的羁绊不复存在，所有的禁忌烟消云散，波兰人在新的环境下传承记忆和建构叙事。1990年后华沙重新命名了许多街道，以纪念二战时的英雄和事件。2002年莱赫·卡钦斯基当选华沙市长，决定为纪念华沙起义60周年建设华沙起义博物馆。2004年华沙起义60周年之际博物馆正式开放。在华沙起义博物馆开馆仪式上，莱赫·卡钦斯基称华沙起义博物馆是“向所有起义者、领导人、士兵和支持起义的平民致敬。这是对战斗决定的致敬，也是对他们战斗方式的致敬”。他强调，“华沙起义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波兰独立行动的高潮，也是开端。这是一场战斗的开始，这场战斗在1940年代后半期、1956年、1966年、1968年、1970年和1976年导致了团结工会的产生。”这表明记忆政治赋予了华沙起义以新的含义。2009年，时任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倡议设立华沙起义纪念日，该倡议得到了波兰议会支持。2010年华沙起义纪念日8月1日成为国家节日。波兰犹太人历史研究所协会推动的建立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获得了卡钦斯基市长和文化和民族遗产部的支持。2013年4月，在原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落成开馆，博物馆展示了犹太人与波兰的千年情缘和二战时期大屠杀的悲剧。
波兰人以不同的方式传承历史记忆。马尔钦·杰齐茨（Marcin Dziedzic） 的“当下44”（Teraz 44）和“当下43”（Teraz 43）摄影项目。两个项目将历史照片与照片拍摄地当下的场景进行无缝拼接，形成历史与现实独特的连接。“Teraz 44”项目关注华沙起义，“Teraz 43”项目关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华沙起义博物馆成为塑造记忆和传承历史的重要载体。2010年华沙起义博物馆推出名为《废墟之城》的3D影片，影片展示了二战华沙沦为废墟的场景。在起义七十周年之际，华沙起义博物馆制作了获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华沙起义》。2021年华沙起义博物馆启动的“记忆之根”项目旨在创建一个华沙起义者后裔社区，使之承担“世代接力”功能，成为起义者传承的记忆、梦想和价值的守护者。博物馆邀请起义者的孩子、孙子、曾孙和亲戚缅怀起义者，并分享他们与起义者的故事和回忆。华沙起义博物馆的使命是防止华沙起义的幸存者离世后他们的生活、成就和梦想的记忆也随之消失。新建的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博物馆成为传播和研究华沙犹太隔离区历史的重要基地。2023年4月，波兰隆重纪念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80周年，波兰副总理兼文化部长格林斯基撰文，强调“我们铭记过去，汲取历史经验，共创美好未来。但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死去或被谋杀的人。代代相传的记忆必须永存。今天，我们是这段记忆的守护人”。
未竟的和解
二战之后，波兰领土发生重大变化。奥德河-尼斯河成为战败德国的东部边界，波兰从德国获得“收复领土”。伴随着领土的变动，约800万德意志人遭到波兰驱逐。寇松线成为其东部边界，波兰失去了第二共和国时期17.9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200万人口（其中430万人讲波兰语）。在冷战时期美苏对峙和德国分裂的背景下，波兰西部边界曾是东西方长期争议的问题。1950年东德与波兰签署条约，承认奥得河-尼斯河为其永久的东部边界。而西德坚称，奥得河-尼斯河只是临时的行政边界，需要根据最终的和平条约进行修改。
华沙是波德和解的见证者。二战后波兰与德国的和解是从教会开始的。从1960年德国主教多普夫纳的和解演讲到1961年的新教知识分子的《图宾根备忘录》，再到1965年波兰主教为邀请德国主教参加波兰皈依基督教千禧年庆典致信德国主教，德波和解进程得以启动。波兰主教发出“我们给予宽恕并请求宽恕”的声明颇具道德勇气，但是主教的声明令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震怒，认为主教背叛了波兰的国家利益，甚至考虑逮捕他们或将他们驱逐到梵蒂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局对主教的批评逐渐降温。事实上，“我们给予宽恕和请求宽恕”的表述成为德波和解的基础。
在美苏缓和的背景下，1969年勃兰特出任西德总理，“通过和解改变”被奉为圭臬，东方政策得以出台，东西方缓和出现新局。1970年8月，西德与苏联签署《莫斯科条约》，规定边界具有“不可侵犯性”，涉及波兰奥得河-尼斯河线边界以及西德和东德之间的边界。1970年12月，西德与波兰签署《华沙条约》，承认奥得河-尼斯河线边界，宣布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勃兰特令人动容的华沙之跪开辟了德波和解之路，成为德波和解的里程碑事件。1989年11月12日，德国总理科尔与波兰总理马佐维耶斯基在克什舍瓦一道参加“和解弥撒”。科尔与马佐维耶斯基的历史性拥抱成为欧洲巨变背景下德波和解的象征。德国统一后，1991年波德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根据波德两国政府协议，1991年波德和解基金会成立。该基金会获得了5亿德国马克的资金，用于向纳粹德国的受害者提供资助和救助，开展人道主义和教育活动。
西德总理勃兰特下跪纪念碑
波德和解尚未结束。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主政波兰后，法律与公正党的政治家不时抨击德国，称德国威胁波兰的民族身份和国家主权。法律与公正党主席卡钦斯基称德国主导是危机和不幸之路。在2020年勃兰特“华沙之跪”50周年之际，法律与公正党议员阿尔卡迪乌什·穆拉尔奇克称勃兰特之跪为一种“空洞的姿态”。他认为“这毫无意义。在没有对波兰进行赔偿的情况下，为所犯下的罪行道歉算什么？”2022年9月1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3周年纪念日。同日，波兰举行向德索赔报告发布会。根据穆拉尔奇克领导的波兰议会德国二战对波损害赔偿评估小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评估师30人组成的团队在五年内编撰的三卷本《关于波兰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德国侵略和占领而遭受损失的报告》，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波兰造成的损失总计6.2万亿兹罗提（合1.3万亿欧元）。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出席活动，称该报告可以帮助实现真正和解，修复波德关系。卡钦斯基强调“德国从未对针对波兰的罪行负责。德国的历史政策没有对波兰民族犯下的罪行。我们必须努力重建德国人民的意识”。9月14日，波兰议会众议院通过决议，呼吁德国政府为二战承担政治、历史、法律和财政责任。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回应“德国政府立场没有改变，赔偿问题已经了结。因为“波兰很久以前，即1953年就放弃了进一步赔偿要求，并多次确认这一放弃。这是当今欧洲秩序的基础”。德国总理朔尔茨拒绝波兰的索赔，称赔偿问题根据国际法已得到最终解决。波兰试图将索赔问题国际化，战争赔偿问题成为波德关系的新问题。
即使两国出现新的问题，德国寻求和解的意愿没有弱化。2023年4月19日，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参加纪念犹太人隔离区起义80周年：“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请求你们原谅。德国人在这里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让我感到深深的羞耻。但与此同时，我能够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德国国家元首参加这一纪念活动，也让我充满了感激和谦卑。”
从波德和解的历程看，通往和解的道路绝非坦途。波德和解对于当下的欧洲具有特别的意义。波德只有摆脱历史重负，才能重建信任，重振魏玛三角，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深化。
2022年2月俄乌战事的爆发预示着冷战结束后欧洲和平红利的结束。波兰东部的战事震动了波兰，强烈的不安全感驱使波兰致力于强军，打造一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基于历史经验，波兰对俄罗斯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乌克兰的境遇深感同情。面对安全环境的变化，波兰成为应对危机的前线国家，华沙成为欧洲应对危机的外交中心以及挺乌抗俄的大本营。华沙试图成为未来欧洲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力量。乌克兰危机使得波俄敌意进一步增强。无论俄乌战事的结局如何，未来欧洲都将面临波俄和解的难题。如同波德和解一样，波俄和解也将成为欧洲和平的基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