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从SIFF PROJECT“青年导演项目”走出来的作品《街娃儿》于6月16日全国公映了。公映前一天，导演那嘉佐从济南路演现场赶来上海，参加今年上影节的创投荣誉发布。
“走了很多电影节，一直就想回家看看。”《街娃儿》从上影节出发后，一路去到戛纳的“一种关注”单元。那嘉佐调侃自己当时还不满30岁，监制管虎也还没“白了胡子”。
《街娃儿》海报
《街娃儿》由管虎监制，梁静担任总出品人，那嘉佐执导，李九霄、黄米依、余皑磊、沙宝亮、姚橹主演。以北上广的迁徙潮为背景，聚焦于本世纪初川渝地区一群想离开却没有离开的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一步步深入该类人群的内心世界，探讨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和生命体验。
僵硬冰冷的父子关系、不堪重负的生活压力、躁动不安的青春、不可言说的爱情……影片以生猛凌厉的视听语言，描绘了执拗的东子，彷徨的九儿，落魄的希军等一群小镇青年，他们就如长在街上的野草一样，无论面对狂风骤雨或是坚石硬砾，依旧顽强生长。
呈现有“痛感”的角色
《街娃儿》讲述了一段疼痛的青春往事。
在潮湿、静谧的山城烟火里，“街娃儿”东子（李九霄 饰）艰难谋生。日子在流血和受伤间慢慢熬过，可东子毕竟有两份难以割舍的寄托：一份是对固执的父亲的照顾，一份是对文身店老板九儿（黄米依 饰）的朦胧感情。东子竭力在世事繁杂中活出自己的畅快，但也无法逃开父亲、九儿、希军、四哥等人物造成的爱恨牵缠。
导演那嘉佐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谈到，最初在创作角色时，最先代入的是自己在青春期、20岁出头时的状态，“后来在生活中的不断观察求证使他相信，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某个瞬间是接近动物的。”
《街娃儿》剧照
影片向观众展示了不同年纪的人的困境和际遇，片中的每个角色都在现实中有对应的人物原型。余皑磊饰演的希军是一个社会中人的形象，是根据那嘉佐父亲的一个朋友创作的，名字就叫希军，但不是个瘸子。“可能他的这一生我只见过他两面，就是我小时候他开台球厅和KTV，还风生水起，那是90年代初期，那会儿我还是一小孩，我见到他还是挺精神的。等到我再见他是他52岁，已经喝酒喝到脑血栓了，离了婚，闺女刚上大学，钱都快造光了，这么一个状态。”
在那嘉佐看来，这世上的叙事都是横截面的。“有人来跟你讲他的一个朋友，他会讲到10年前他认识这个人时怎么样，10年后再碰见这个人时怎么样。我觉得这中间十年时间的改变，各种这个人物的经历造成他的当下。”在希军这个角色身上，承担起了很多人在人生中的各种际遇和不如意。另外，片中父亲角色有心脏问题的安排，也是从那嘉佐的父亲的身体状况上来的。
那嘉佐认为，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中性的一面在。开始构建九儿这一角色时，他将自己身上最敏感的那部分拿出来去创作这一女性角色。创作过程中他逐渐发现，在《街娃儿》的故事里，男女界限不是那么清晰，而是一个来回摇摆的特点。“我不太愿意说这是四个男的和一个女人的故事，我会抓住他们最典型的特质，说这是一个瘸子，还有一个摇摆不定人，就是九儿，正好这是一个由女性饰演的角色，和一个落寞的迟暮英雄，再有一个情执非常重的一个社会大哥，大概对它是这样的一个描述。”
《街娃儿》剧照
影片带着强烈的情绪，愤怒与控诉的背后，又弥漫着几分虚无。东子、九儿、希军、父亲、四哥，片中几位主要角色身上体现出的戾气与温暖兼有的独特气质，既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也是在生活在三四线城市人身上普遍的共性。
那种生而为人的脆弱与敏感，也同样是那嘉佐想要表达的主题。剧本创作完成后的一段时间，那嘉佐沿着长江中下游去选景。在三四线的城市，他一边散步一边观察街上的人，经常能见到这种状态的人，他们身上生活的真实感远比他想象的更生动。
东子的扮演者李九霄，和那嘉佐在电影学院学习时就已相识。这一角色几乎是那嘉佐为他量身定制的。剧本才写了10场戏，那嘉佐就按捺不住，把剧本发给了李九霄。“他身上有一个别人没有的特质——他眼睛特别干净。他还特别真诚，而且有点幼稚的东西在，他身上独特的东西，很打动我。”
影片中每个角色都承担着不同外化形式的痛感，有的是纹身时的疼痛，有的是承受疾病带来的痛苦，也有打架斗殴时的痛感。“痛感是一种特别内心的事情，真正的痛感是无声的。”在打斗的动作设计上，那嘉佐想要呈现的是一种“不流血的暴力”，让观众冷静地看待正在发生的暴力场面，而不需要着重暴力的血腥和激烈程度。“东子的身上具备一种危险感，我拍的这群人身上都具备一个不可控的危险，但危险感的背面就是他们的爱的部分。”
2021年第7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街娃儿》导演那嘉佐携女主角黄米依亮相红毯
被北电开除的美术生
那嘉佐说，如果他没上美院附中,也许大概率会活成东子那样 。躁动不安，似乎是那嘉佐青春期里贯穿的情绪。
在进入电影学院学电影之前，那嘉佐先是从美院附中毕业的。本来他想去做当代艺术，最心仪的方向是壁画和雕塑，但却没能如愿考入美院，阴差阳错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读摄影。
“上摄影系也挺好的，之前我呈现的视觉都是静态的，学的也都是这种，但到电影学院你就想动态是什么样，它有什么不同的标准系统和准则。”
读书时那嘉佐对纪录片充满兴趣，甚至超过了自己在电影学院本来的专业，经常去纪录片的课上蹭课听，结果在大二让自己多了一段因旷课太多被电影学院开除的特殊经历。“那会儿任性，不守规矩，不懂事儿，就觉得这门课可能有意思，就去听一听，可能好玩就去学一学。”后来再说起这段经历，那嘉佐已经“云淡风轻”。“退学的时候心里肯定会觉得不服，后来长大了就觉得规矩被你破坏了，你就要付出代价。”
《街娃儿》剧照
那嘉佐感谢在中央美院附中的学习经历，所带给他的不单是构图色彩上的习惯，而是反复的绘画训练所形成的对画面的观察方法与整体感知力。“画一张画，你往往要推远看整体，它告诉你的是在观察方法上，要学会看看整体跟局部的关系，并把你看到的细节归纳在整体之中。”这种在绘画中对整体与细节的把握被那嘉佐迁移到了电影的叙事中。
“《街娃儿》也是在不停地打断跟接入，然后会有间离感。这其实是我从绘画中得到的一种观察方法，也关联着我的叙述方式。”在那嘉佐看来，任何一种训练，无论音乐舞蹈，其实都是触类旁通的，都会联系到其他事情，也都能够从中找到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与眼光。
《街娃儿》从剧本创作到如今上映经历了多次改动和调整。“最大的调整的是伴随年纪增长，自己看待世界的目光不再如从前那般充满愤怒或者优越”—— “我需要让我现场的素材和我过去的叙事，基于我现在的认识。”那嘉佐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剧本是二十六七岁写的，但对于当时的许多认知，自己不太满意，整个过程中的收获，“我认为是一部电影做到对自己足够真诚。”
那嘉佐导演（右）在2017年SIFF PROJECT现场陈述
那嘉佐导演 (左)在2020年SIFF PROJECT 洽谈现场
作为《街娃儿》的总出品人，梁静惊喜于那嘉佐在处理方式上的变化。“现在他通过了一些艺术手段，强调了他自己在风格上的一些事情，让人觉得特别生和冷。我看的时候其实是有压抑感的，但电影就是需要有这种情绪，用不同的情绪传递、编织出不同的人生故事。”
监制管虎最初跟梁静说，在那嘉佐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很“葛”的劲儿（ 葛，北京话里是古怪的意思）。但梁静说：“光有这股劲儿没用，玩摇滚、搞绘画的很多人都有这种很‘葛’的东西，但你要真正把你的才华用出来。”
结果是巨蟹座的梁静，经常操着妈妈般的碎碎念，和“小管虎”一般的那嘉佐，因为一场戏怎么拍怎么剪争执不下。“我也反省了一下，有些地方其实我要是再强硬一点会更好，但反正‘老虎’的创作态度就是自由。”后来梁静发现，“他一定不会认的，一定要撞那堵墙，撞了墙摔倒了，就知道有多疼。”对于新人导演的成长路径，制片人最终也只好“放任”。
那嘉佐记得特清楚，开机之前管虎给他发了俩字“尽兴”，“其实这就是一种肯定。当然，《街娃儿》对我来说拍得非常尽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