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几部纪录片里，《栖地》或许是相对带有本地色彩的一部。影片主人公的全程上海话对白，会让本地观众观看时感到格外亲切。片中取景的舟山路弄堂镜头，也随着建筑的拆迁，让影片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城市变迁档案。而影片的主题，也聚焦在了一个在老龄化的上海变得愈发突出的问题：高龄空巢老人。
《栖地》海报
提到高龄的“空巢”老人，他们留给公众的刻板印象似乎是灰色的：人到暮年，没有儿女相伴，往往又有疾病缠身，剩余人生的意义，仿佛只能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栖地》的两位主人公，盛正明与王乐乐正是属于高龄空巢老人的群体。作为纪录片，《栖地》的时间跨度长达5年（2014-2019），而两人在影片开始时，便已年近八旬了。
《栖地》的叙事以盛正明与王乐乐两人为中心展开。两人相识于老年大学合唱团，曾结伴去考察养老院。如同其他空巢老人一样，盛正明与王乐乐也将入住养老院看作一种可能的归宿。为此，他们仔细探访了好几家养老院，评估它们的优劣：几个人一间，有无配套卫生间，伙食质量可好，上下可有电梯，绿化环境怎样，入住费用几许，甚至，养老院住户的文化层次如何……
《栖地》剧照
影片中的盛正明与王乐乐并没有住进养老院。两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打算出国。而这也是整部影片的主线。两人要出国的原因各有不同。盛正明是打算去日本探望20多年前在上海在虹口公园日语角结识的日本友人今野，而王乐乐则是想去加拿大探望早已移民的独生子。
这两条故事线并没有什么联系，基本上可以看作独立的故事。相对而言，王乐乐这条故事线更加具有普遍性——又一次在银幕上展现了老年移民的“文化冲突”。来到加拿大（温哥华）伊始，老人眼中的世界充满了新鲜感，连野鸭也成了她的拍摄对象。但当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王乐乐的情绪逐渐跌落。毕竟，这是一个与人头攒动的上海截然不同的世界。在上海时，进出弄堂时王乐乐可以与无数人打招呼，而到了加拿大，出门兜一圈却可能遇不到一个人。加拿大的天气和饮食都让王乐乐感到不适应，甚至感觉“柚子也是上海的大”。
影片中，王乐乐的儿子对她说过一句，“不要总想着改变别人”，而无情的现实却是，身在异国他乡的王乐乐必须改变自己。这时，她的生活寄托，或许只剩下了钢琴。《栖地》里多处出现了幼儿园音乐教师出身的王乐乐弹钢琴的镜头。可以说，钢琴声中承载了她大半生的记忆，也成为异国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乐趣的来源。
《栖地》剧照
与王乐乐一样，作为高龄老人的盛正明，也有着自己的追求与精神寄托。相比之下，他的故事显得更加触动人心，也更加曲折。今野在1997年回国，后来因病而行走不便，因此他虽然一直与盛正明保持着书信联系，但再也没能来到上海。而为了前往日本探访今野，盛正明首先要过的就是“签证关”。在影片拍摄的时期，日本已经开放中国个人自由行的签证，但“在职证明”与“收入要求”的门槛，还是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挡住了盛正明前往日本的步伐。当他终于克服困难登上前往日本的飞机时，《栖地》也迎来了整部影片中的高潮。
今野住在稚内市，这是一个位于北海道最北端的小镇，相当于“日本的漠河”。当地人口不过三万有余，远远谈不上繁华，相较上海更是如此。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当盛正明循着往来信件里的地址来到偏远的稚内，找到今野的住所时，却发现已是人去楼空。这可以说是《栖地》这部纪录片中最让观众紧张的时刻。好在盛正明当过日语教师，这一语言优势使得他得以寻求到当地交番（警察局）的帮助，揭开了“悬念”。年过九旬的今野尚在人世，住在老年康复养老院里。
当这两位垂垂老矣的友人在二十多年后重新得以相见的时候，往昔岁月浮上心头。盛正明用日语讲述了当年与今野在上海同逛鲁迅公园与南京路，眺望尚未建成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的经历。而今野此时已经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症，记忆力逐渐丧失。但他仍然记得，当年在上海时为盛正明做日式咖喱饭的经历……这件旁人看来普普通通的小事，却成为这位老人异国生涯中的难忘记忆。
当盛正明签证期满前去向今野道别时，他使用的词汇是“さよなら（sayonara）”。在日语里，这个词并不是简单的“再见”，而是含有“永别”的意味。两人道别时其实都很清楚，此生将再无缘相见了（片尾字幕提示，今野在2019年夏天辞世）。
《栖地》剧照
《栖地》这一片名因此也显出了耐人寻味之处。在字面上，它只是“栖息地”的意思。在片头一闪而过的里弄里的鸽棚，似乎也是意有所指。但另一方面，“栖地”更可以理解为心中的归宿。如同王乐乐的“栖地”在于钢琴声中一样，盛正明的“栖地”就是那份跨国的友情——八旬老人只身一人远赴异国探望旧友的壮举，与写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样的诗句同样令人敬佩。
作为盛正明的日本友人，今野曾在片中感叹，“我无法战胜我的年龄”。自然规律的确是人类所无法抗拒的。但高龄老人还是可以选择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如同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所写，“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