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阿根廷导演达米安·斯兹弗隆（Damián Szifron）的名字，很多中国观众或许会感到陌生。不过，说起他执导的《荒蛮故事》（Wild Tales），不少观众应该对这部以拼盘结构打造、剧情再三反转的佳作记忆犹新。当年，这部电影以黑马之姿杀入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在奥斯卡奖上入围最佳外语片；至今，它仍跻身“豆瓣电影Top250”的榜单，位列第183位。
4月28日，达米安·斯兹弗隆在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红毯上
细算起来，《荒蛮故事》问世至今已过去了九年时间。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导演斯兹弗隆非但没有乘胜追击，还仿佛从影坛消失了一般，久久未有新作问世。直到今年，他转战好莱坞拍摄的《恶世之子》（Misanthrope）终于得以问世，也代表着他重新回归影坛。
于是，先是在4月，《恶世之子》陆续在北美等地上映，斯兹弗隆还特意带着这部新片前来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随后是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他应邀担任主竞赛单元的评委；而在7月28日，《恶世之子》正式登陆中国内地的院线，为今年的暑期档平添一重别样的选择。
《恶世之子》海报
《恶世之子》由凭借《分歧者》系列声名鹊起的好莱坞知名演员谢琳·伍德蕾和参演过《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头号玩家》《惊奇队长》等影片的黄金绿叶本·门德尔森主演。影片由巴尔的摩除夕之夜发生的大规模随机枪击案展开，聚焦自身问题重重的女警员艾丽诺和脾气暴躁的联邦调查局警探兰马克联手寻找凶徒的经过。
作为达米安·斯兹弗隆时隔九年的新作以及他的第一部英语对白作品，坦白说，《恶世之子》并不完美，但它也并非一部毫无想法的作品。与充溢着黑色幽默的《荒蛮故事》不同，《恶世之子》的整体气氛相当阴暗压抑；不过，在讽刺政府机构的官僚做派上，两部影片倒是一脉相承。
也跟一般的犯罪题材影片不太一样，《恶世之子》的重头戏不在于推理与搜查犯人，而是在于通过对凶手形象的侧写，反映他身处的社会的现状。此外，影片也通过对艾丽诺和兰马克的刻画，凸显了执法者与犯罪者之间的那条分界线，其实也并不那么清晰。因此，片名“恶世之子”颇有深意，不仅指可以随意对着陌生人开枪的罪犯，也指影片里的每一个人。
至于导演斯兹弗隆此前为何沉寂了那么多年，他为何要前往好莱坞拍摄《恶世之子》，又想借着这部新作传达什么主题，不妨还是听听他本人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如何一一解惑。
【专访】
“现代社会所形成的一些规则其实在压抑我们每一个人”
澎湃新闻：通常情况下，假如一部电影取得成功，这部电影的导演往往更容易获得机会拍摄新作。然而，《荒蛮故事》之后，为什么时隔那么多年，你才执导新作《恶世之子》？这期间，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荒蛮故事》海报
斯兹弗隆：《荒蛮故事》获得了各种奖项，各个电影节的活动及各种余波持续了两年。其实忙完《荒蛮故事》之后，我就开始创作新剧本了——大家可能看到导演最后只拍了一部影片，那背后往往已经写了两三部剧本。
其中有一部片子叫《无敌金刚》（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我花了两年创作，却没有拍成：最开始我是和哈维·韦恩斯坦的公司合作，但因其陷入丑闻，之后华纳买入了这部片的版权，可他们又跟我创作思路不合……这件事也算给我上了一课。
另外，我在德国柏林执导过一部歌剧，并且因此认识了音乐家马友友。
澎湃新闻：《恶世之子》是你的第一部英语对白电影。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离开阿根廷，前往美国拍片？
斯兹弗隆：《荒蛮故事》的成功让我有更多机会和各个国家的制片方接触与合作，其中就包括美国制片方的邀约。另外，我从小深受美国电影文化的影响，我喜欢看美国西部片、警匪片、恐怖片等类型电影，还有一些著名导演和作品对我影响颇深，包括科波拉的《教父》系列、库布里克、希区柯克等。
我去美国拍片，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外国人看待美国文化的视角，美国文化本身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大都离不开美国品牌的产品，但对于美国文化的看法通常却不是正面的，而我则提供了一个剖析美国社会的新视角。
《恶世之子》剧照
澎湃新闻：在异乡拍片，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斯兹弗隆：首先是大环境不同。我们知道娱乐业在美国是仅次于军工产业的市场规模第二大的产业，商业利益和预算是美国制片方优先考虑的，剧情、美学这些创作方面的事，则被放到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
创作氛围方面，因为美国电影业更重视商业利益，所以作为一个来自外国的导演，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在阿根廷拍电影就像和20个知心朋友一起工作，在美国拍电影则像是与上百个“敌人”周旋博弈。
澎湃新闻：《恶世之子》以随机杀人案的侦破为整部电影的线索，但是电影里有很多内容，是对于政府官僚体制的批判。是否这才是你着力想表现的电影主题？
《恶世之子》剧照
斯兹弗隆：这确实是我想表达的主题之一，人性让我们贪恋权力，要保住自己的位置，甚至不惜付出代价，不惜去夺取他人性命。而碰巧的是，我在美国的影视公司里，也经历了类似片中的兰马克角色一样的办公室政治，一些事被森严的等级关系严重影响。这也是现代社会人类的组织形式，人们要屈服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威。
我自幼对权威是有思考的，对此怀抱质疑。我认为有两种权威，一种是值得尊敬的符合事实的权威；一种是强加于人的虚假的权威，我质疑的是贪恋权利、滥用等级关系、压迫人的权威。
然而，这种权威恰恰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所形成的一些规则在压抑我们每一个人。比如在古代，会有奴隶，人们知道自己是奴隶，所以受到束缚；但是在现代，人们依然要受到一些规则的限制，比如每天早上都要被闹钟吵醒工作，而还有一些规则远比闹钟给人更大的压力。
我们的社会和大众都受到很强的自上而下的压力，比如片中随机枪杀案的罪犯迪恩，他是完全被边缘化的个体，不获社会的接纳，无法亲近他理想中的自然。而艾丽诺和兰马克也遭受着官僚、办公室政治和权威的压迫，这些压迫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迪恩的行为不是由自己引发的孤立或残忍的行为，而是对压迫和剥夺尊严的制度的蛮横和不受控制的反应，所以他就像大自然中火山爆发一样在咆哮。就像迪恩所说的，想要回归自然，非常重要。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人们需要远离现代社会压制在人们身上的扭曲，回归人之本性，放松心情，就像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木屋里生活得那样惬意。
“警察与凶手是一种镜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澎湃新闻：在关于随机杀人案的电影中，凶手往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在《恶世之子》里，反派迪恩的戏份似乎不是很多。对这样的安排是如何考虑的？
斯兹弗隆：我把怪物和野兽人格化了，可能某些人会抗拒这一点，但对我来说，这是这个故事的核心。要明白，凶手的行为不是由自己引发的孤立或残忍的行为，而是对压迫和剥夺尊严的制度的蛮横和不受控制的反应。
所以，迪恩的角色，我可以用这个比喻，它就像一场自然灾害，就像海啸或火山一样，由于地球上人类的行动而引发了大自然的“愤怒”。迪恩的犯罪行为是有原因的，我非常相信因果。而当一个人被压迫到极限的时候，在摧毁世界的同时也面临自我摧毁，这两件事其实是同时发生的。
谢琳·伍德蕾饰演艾丽诺
澎湃新闻：那么，影片的主人公艾丽诺之所以能一步步接近迪恩，是不是因为两人有一定的共同点？
斯兹弗隆：两个人都有着相似的创伤经历，以及同样被社会环境所压抑、被社会体系和制度边缘化的经历，所以女警艾丽诺可以理解凶手迪恩的想法。他们是一种镜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被同样的社会环境所压抑着，但是他们的选择确实是不尽相同的。我把艾丽诺比作水，她即便受到办公室政治的种种不公的对待，也不会选择犯罪的方式，反而去选择拯救他人寻找救赎，而迪恩更像是火山喷发一样外放，回归自然的爆发的本性。
澎湃新闻：扮演艾丽诺的谢琳·伍德蕾和扮演兰马克的本·门德尔森在片中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当初为什么决定选他们两位？
斯兹弗隆：伍德蕾一下子就能够抓住剧本的精神，可以说跟我一拍即合。门德尔森是一位充满力量的演员，驾驭他就像是驾驭一道闪电一样，是有难度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位跟这部电影的契合度是比较高的。
本·门德尔森饰演兰马克
澎湃新闻：《恶世之子》在美国等地已经进行过放映。我看目前的评论差不多是好坏参半。有影评人认为，电影最初用的名字《追凶》（To Catch A Killer）起得太普通了。对此你怎么看？
斯兹弗隆：这部影片完全不是简单地听起来像《追凶》那么简单的商业类型悬疑警匪片，还是《恶世之子》（Misanthrope）这个片名更加能凸显电影本身的表达。很重要的一点是，本片只是用了警匪片的外壳，内核颠覆了传统警匪片里反派非黑即白的特性，通过正面的角色艾丽诺去了解和解析这个凶手，更是设身处地去理解凶手为何走到如此的境地。
澎湃新闻：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阿根廷电影《再见吧！布宜诺斯艾利斯》（Adios Buenos Aires）也进行了放映。这部电影的导演杰门·克拉尔（German Kral）是住在德国的阿根廷人，而你现在也开始在美国拍电影。我很好奇经历了21世纪初期开始的阿根廷电影的复兴后，对于阿根廷国内的导演来说，目前的创作环境如何？
斯兹弗隆：阿根廷的电影工业还在成长阶段，很重要的时间是上个世纪90年代，阿根廷开设了很多电影学校，在大学里设置电影专业，培养了拥有远大志向、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的阿根廷电影人。比起美国的创作环境，我们会更加注重故事、情节和艺术和美学的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