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8月2日，“观复：安哥摄影作品收藏展”在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开幕，展览展出了著名摄影家安哥多年来的34幅摄影作品。该展由广东省摄影家协会、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主办，广东省摄影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广东新快报摄影学院协办，高致文化艺术、广东翁城农耕文明艺术馆承办，展览将持续到8月16日。
开展前，在一篇社交媒体的推文上，策展人颜长江引用了之前为安哥的书《哥哥不是吹牛皮》作的序，道出了安哥的两项绝活儿：拍照和说话。安哥拍照的本领，自不用多说，照片自己会说：那张海珠桥上推着自行车的人流是他标志性的照片，日后成为了广东改革开放的视觉缩影；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前的一对情侣表情生动；还有那张高第街的服装小贩，她怯生生的眼神与头顶的衣装瀑布连在一起，像是在柔软中化开了某些坚硬的东西。但当安哥自己说这些照片的时候，他“总是温和、细致地娓娓‘吹’来，一吹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岔路比较多点儿，吹着吹着自己也找不着北了。”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安哥隔着电话，滔滔不绝起来，如颜长江所言，安哥时常会在问题里岔出去，以至于有时会进入了一种自言自语的状态，讲到开心的时候时不时会“哈哈”笑出声来。那条岔路通往他的个人回忆，里面有很多方向，安哥这次着重提及的是他的知青生涯以及2003年广东美术馆所做的展览《中国人本》。关于前者，安哥总将它引申到各个方向，背景经历、摄影观点，包括一些画面技巧的选择；而后者，安哥突然在一个关于广州的问题里提及了它，或许在他心里，那个展览真的很重要。
安哥（右）与他的夫人在展览现场。不倒翁 图
“观复：安哥摄影作品收藏展”现场，看作品的人。不倒翁 图
广东广州，每天早上推着单车走上海珠桥的人流，1986。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您原名叫彭振戈，“安哥”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安哥：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叫安哥，我妈是蒙古族的，想“妇女解放”嘛，就不要姓了，可医院不干，最后就跟我爸姓，叫彭安哥。1966年，我高三毕业，当时我想当兵。就把名字改了，叫彭振戈。
澎湃新闻：您1979年开始是正式做摄影记者，直到2001年退休，22年，你觉得自己在摄影里边有没有一个始终坚持的东西？
安哥：年轻人可能不是太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这一批人没上过大学，入行很晚，实际上就是一大批知青进入到媒体，工作的时候，我们与比我们小七八岁、甚至十来岁的小年轻一起干活。我们都没有大学文凭，不过尽管我们文化水平低，但大家都经过五年、十年，在最底层上山下乡过程中获得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知识和人生经历，这也算是一笔财富，当时大家往往都有这种看法：就是以前媒体大部分的图片报道，都与现实社会隔得很远。当时，北京的贺延光，中国日报的王文澜，新华社的杨绍明等等，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图片、报道要注重真实性。大家的讨论也有很多对报道摄影的真实性的反思和实践。
从形式来说，也不光是新闻摄影，不光是一两张，像布列松、马克·吕布他们，来到中国就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声不响拍出的照片就特别感人，他们镜头下上世纪50年代、 60年代的样子，就和我们亲身经历的生活一样，显得非常亲切，但在当时中国的报刊杂志媒体上看不到这些，这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拍照片看不到这种生活，也刺激我们拿起相机去拍。那时也有首长来访这种新闻，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生活的点点滴滴更显真实。真正的大事还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酸甜苦辣。如果把这些抓拍好，才能真实地反映一个时代。后来我逐渐积累，出了一本书，叫《生活在邓小平时代》，我在西双版纳边疆待了7年，种橡胶，对时代对社会的感受，也是从心底里希望把自己的生活所见记录下来。当记者以后就更停不下来了，不断地拍，摄影所要反映的东西就显得就越来越丰富了。
广东广州 中国大酒店前，路边的一对情侣，1986。安哥作品
广东广州，泰康路木排头的小巷婚礼，1987。安哥作品
广东广州，为刘索拉的歌剧《蓝天绿海》拍剧照，1988。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你是自学摄影的么？
安哥：我父亲是华侨，他很喜欢拍照。抗日战争的时候从马来西亚回到中国，一路从太行山，到延安，到新中国建国，但当时新中国对外是封闭的，他一到休息日，总是带我们到公园里去拍拍照，然后寄给我奶奶和国外的亲戚。三年困难时期，我奶奶他们知道国内粮食不够吃，就会寄很多东西给我们，饼干呐、猪油啊，同时还有一台很漂亮的日本照相机，后来我们家一照相就是我来拍。后来到80年代后期，国内，尤其是我们广东这里，可以看到外边的世界，很精彩，看到摄影史上的那些著名的摄影家，布列松啊、马克·吕布啊，眼界也开阔了。
澎湃新闻：在摄影上受到谁的影响比较大？
安哥：布列松，那时我们很崇拜他，并且越是拍得多，越是深入，越能感到决定性瞬间的伟大，我认为这是新闻摄影的基本功。
我在北京长大，23岁去西双版纳当知青。北京还是有很多同学，后来，北京四月影会要成立，要搞展览，我们在广东的也都听说了。当时，我与王志平、王苗、李晓斌这些大家都很熟，后来，杨绍明主持民间摄影这些活动的时候，做了一本画册，叫《十年一瞬间》，从1976年一直到1986年，我也有参与，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大龄青年的集体婚礼。我也是知青，我觉得摄影能对真实社会，能反映自己生活经历，对这些有所反映的，更显得真实。
1983年，大批知青回城，然后广州市政府就组织了这个大龄青年集体婚礼。当年我交稿子的时候，也只是拍了一些热闹场面，但我看到一对夫妻，他们应该是一对老知青，脸上显出沧桑感，那种表情、感觉挺打动我的，然后就拍了，但当年发表不了。后来杨绍明组织《十年一瞬间》影展的时候，他亲自来挑，就挑上这张。据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时候，观众对这张照片反应特别强烈。关于老知青，关于大龄青年集体婚礼，这些真的就是我们那一代人所牵肠挂肚的感情，是上山下乡和家。所以这张照片才能够打动那么多观众。
广东广州，首届大龄青年集体婚礼上的一对夫妇，1983。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您说当年没有发表。
安哥：一开始是因为外面的记者是进不来的，国家管制很严格。最开始，中国新闻社是给港澳华侨海外的中文报刊杂志和通讯社供稿的，后来合并到新华社，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叫“中国新闻社”，我们那时老编辑、老领导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照片要强调真实性，不要动不动“我党、我军、我国人民”这种很官样的文章。后来，我们走到乡下去发现了很多新鲜事，其中包括越来越热闹的农村市场，就试着发了几张，在海外反应很好，发出去后不管是香港还是美国、加拿大都转载刊登了，就决定继续这样拍，这个我印象挺深的。
澎湃新闻：你的职业是记者，但其实我们现在看你的照片，它似乎有可以脱离新闻报道语境独立存在的可能。
安哥：是因为注重普通老百姓生活的那些细节，我们广东离香港近，香港有摄影画报，原来有个提法，叫做象征主义。象征什么？比方在我的照片里，那张超人到广州的海报，警察，单车的群，这些都是信息，它凑在一起就可以讲故事。这是我逐渐在拍照过程中了解的，在摄影史的学习了解过程中，也训练了我的眼睛，抓住一些人生活中对衣食住行的这个信息，并把它所在的环境呈现出来。
另一个可能也有关系，我妈是蒙古族，她喜欢唱歌，我没学过，但在西双版纳不知不觉学了点跳舞，也练了武术，可能这对我后来作为摄影记者也是一种训练，舞台上的指挥调度、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人物和背景环境的呼应、这些都有一定的训练。所以，我觉得，我的照片能够讲故事，能够交代这个环境细节和这个人物的关系，这方面的把握也有一定功底的，然后我尽量简单，尽量用照片本身去讲故事，这是一个基本功，也是对追求真实性的一个训练。
广东广州，儿童电影院的《超人》海报。《超人》是从好莱坞进口的第一部大片，1985。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现在来看，你的很多照片留下了广东改革开放早期的时代记忆，桥上推着自行车的人流、头顶挂着衣服探出头的小女孩，回到拍摄的那一刻，你对“时代感”是否是有意识的？
安哥：曾经有人在写介绍的时候说，我的照片是不经意地抓拍，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经意？他说，难道你当年就知道这是张好照片吗？就吵起来了。
比如你说的那个小姑娘，如果是简单记录，那就得靠图片说明，但那个女孩蹲在柜台下边，露出眼睛，眼神很警惕，那就很生动了。当时大批知青回城以后没有工作，政府要安排工作，广东国有企业很少，但政府为了安置这些人，就允许回城青年自己在家门口摆卖，比方像卖衣服，那这样，小姑娘的眼神就很耐人寻味了，很有时代感，摆摊卖服装，按照那时的说法可能就是走资本主义路线了，这个是要批判的，所以你看那小姑娘的眼神才那么警惕。之后一两年，那条街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人都慕名到这高第街，从新闻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生动的时代记忆。我想说我很幸运，能赶上那个时代。那20年真的是我人生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
广东广州，高第街时装摊档的女老板怯生生地躲在档口下等待买主，1982。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现在新媒体时代的摄影与纸媒时代不一样，您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所说的摄影，或者说纪实摄影，它的价值在哪里？
安哥：很多次，年轻人与我就是讨论这件事。像我们那一代，开始干摄影，都是黑白的，黑白的摄影语言已经很成熟了，不过拍黑白好像现在就比较困难了。一个是器材也不太好买，还有就是，我们这批人也老了，哈哈哈，要像当年一样深入浅出，满怀热情，比较难了。当然，现在也只能说，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有些人我也很佩服的，他们能够把握纪实摄影的基本功，还有一些当代艺术的概念，有些方向也很值得去钻研、探讨。比如我们广东的小丘、曾忆城，他们的照片很耐看，至于那是不是纪实摄影，那也不必要不需要划分，最重要还是就是看采访深不深，思考深不深。
广东广州，白天鹅宾馆举办广州首次时装表演，地方党政军干部被请来观摩，1986。安哥作品
广东广州，英女王来访时，皇家游艇停泊在黄埔港，只有外事办和港务局的干部迎接，1986。安哥作品
广东广州，西湖路灯光夜市是中国最早的时装夜市，1995。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您觉得这座城市给了你什么？
安哥：广东对我的影响很得天独厚，我也很庆幸我没被落下。我从西双版纳调回来是因为我父亲来到广州，那时候有一个政策，父母身边没子女可以调回一个。那时候广州明显很开放，我的八叔就从新加坡来看我们，他带来一个相机，还有一个电视机，是德国的，24寸，黑白的，非常新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真就是这种感觉。广东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海外的、香港的亲戚朋友，有了电视，大家也可以看世界杯。政治空气已经不像那么紧张了，然后就有一阵风气，大家都开始回头来看世界名著。我们这些知青刚从乡下返回城市的时候，我的朋友帮我带了世界名著，巴尔扎克、雨果啊，很开眼界。
西湖路灯光，高第街的时装，非常活跃。广州原来有个杂志，叫《南风窗》，《南风窗》是名副其实的了。我现在77岁，70年生活的变迁、命运起承转合在我的摄影作品里有深刻的印记。
2003年，广东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王璜生来到我家，那时陕西摄影师侯登科重病了，《南方周末》登了一篇文章，就是摄影师的作品身后由谁来收藏，然后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和那个蔡涛，就说我们广东美术馆收藏侯登科的作品，然后我马上就给侯登科拨通电话，我说广东美术馆收藏你的作品，怎么样？他很冷静地说，现在还不行，他说我作品的图片说明不完善，有些不知道是哪年拍的，在哪拍，是什么背景，这些都需要补充。所以，现在已经把作品交给李媚和河南的于德水，让他们再帮忙整理。后来，他就去世了。
王璜生又找到我，说安哥，全世界的美术馆都有摄影收藏和研究摄影的摄影部，他说中国就没有一家了，我们广东美术馆要做一次大型的摄影收藏展，他想让我来策展，我说我一个人也不行，他把胡武功也动员起来。还有，当时我正帮一个民间组织建立一个摄影图片库，图片库的老板叫吴少秋，他后来也参与了大量的策展工作。
我做了很多工作，全国跑了将近20个省，最后选了250个作者的601张图片，最后于2003年12月展出了。《中国人本》里的很多摄影师都是我这二十多年在摄影圈交的朋友，每到一个省我就去找他们。
从我入行的时候，前辈就跟我们说，你们可以保留一些底片，他们那一代的单位，有些底片和资料全部都被烧毁了，都消失了，所以我一直都注意收集。我的废片是不丢的，哈哈，就是都留下来，反复推敲。展览上，那些曝光很足的，尽量就不要了。那时最后就以版画的收藏价格，一张500块钱收藏，陆元敏和吴家林他们是最早把底片寄来的，大家很怕丢底片的，我也跟图片库的小朋友同事们说，如果丢一张底片我就没得捞了，一定要专业地对待作品，陆元敏和吴家林，我觉得他们图片的基本功都很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信息。
广东广州，蹲在街头，若有所思的外地干部，1982。安哥作品
广东广州，北京路上冒险骑自行车的个体户，1986。安哥作品
广东广州，公园里踢毽子的人，1987。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今年距离您退休也有22年了，这个44年，您怎样看待自己的职业生涯？
安哥：我写过一本书，叫《哥哥不是吹牛皮》。那里头我也写了很多。退休以后，我干的工作也很精彩，我这一生，这些事情都很精彩，而且都很难得。从最开始的三届平遥摄影节，马克·吕布亲自来看我们，出版了《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上下两册现在都卖光了。许多杂志报刊创刊，我都参与其中。尤其是2003年广东美术馆的《中国人本》，大理的五次策展，还有连州的摄影节，有很多东西都应该是摄影史，起码在中国摄影史上，是重要的一笔吧，我也很自豪。退休以后，我没有把拍照放第一位，不过我的策展能力、读图能力这方面是充分利用到了，也是很精彩的。
广东广州，荔湾公园里的民间自由搏击比赛，1976。安哥作品
广东揭阳，每天清晨，许多市民在大球场上晨运，1985。安哥作品
展览信息：观复：安哥摄影作品收藏展
展览时间：2023年8月2日—8月16日
展览地点：广州黄埔大道东315号二号门入，艺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