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8月2日,“观复:安哥摄影作品收藏展”在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开幕,展览展出了著名摄影家安哥多年来的34幅摄影作品。该展由广东省摄影家协会、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主办,广东省摄影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广东新快报摄影学院协办,高致文化艺术、广东翁城农耕文明艺术馆承办,展览将持续到8月16日。
开展前,在一篇社交媒体的推文上,策展人颜长江引用了之前为安哥的书《哥哥不是吹牛皮》作的序,道出了安哥的两项绝活儿:拍照和说话。安哥拍照的本领,自不用多说,照片自己会说:那张海珠桥上推着自行车的人流是他标志性的照片,日后成为了广东改革开放的视觉缩影;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前的一对情侣表情生动;还有那张高第街的服装小贩,她怯生生的眼神与头顶的衣装瀑布连在一起,像是在柔软中化开了某些坚硬的东西。但当安哥自己说这些照片的时候,他“总是温和、细致地娓娓‘吹’来,一吹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岔路比较多点儿,吹着吹着自己也找不着北了。”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安哥隔着电话,滔滔不绝起来,如颜长江所言,安哥时常会在问题里岔出去,以至于有时会进入了一种自言自语的状态,讲到开心的时候时不时会“哈哈”笑出声来。那条岔路通往他的个人回忆,里面有很多方向,安哥这次着重提及的是他的知青生涯以及2003年广东美术馆所做的展览《中国人本》。关于前者,安哥总将它引申到各个方向,背景经历、摄影观点,包括一些画面技巧的选择;而后者,安哥突然在一个关于广州的问题里提及了它,或许在他心里,那个展览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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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右)与他的夫人在展览现场。不倒翁 图
“观复:安哥摄影作品收藏展”现场,看作品的人。不倒翁 图
广东广州,每天早上推着单车走上海珠桥的人流,1986。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您原名叫彭振戈,“安哥”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安哥: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叫安哥,我妈是蒙古族的,想“妇女解放”嘛,就不要姓了,可医院不干,最后就跟我爸姓,叫彭安哥。1966年,我高三毕业,当时我想当兵。就把名字改了,叫彭振戈。
澎湃新闻:您1979年开始是正式做摄影记者,直到2001年退休,22年,你觉得自己在摄影里边有没有一个始终坚持的东西?
安哥:年轻人可能不是太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这一批人没上过大学,入行很晚,实际上就是一大批知青进入到媒体,工作的时候,我们与比我们小七八岁、甚至十来岁的小年轻一起干活。我们都没有大学文凭,不过尽管我们文化水平低,但大家都经过五年、十年,在最底层上山下乡过程中获得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知识和人生经历,这也算是一笔财富,当时大家往往都有这种看法:就是以前媒体大部分的图片报道,都与现实社会隔得很远。当时,北京的贺延光,中国日报的王文澜,新华社的杨绍明等等,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图片、报道要注重真实性。大家的讨论也有很多对报道摄影的真实性的反思和实践。
从形式来说,也不光是新闻摄影,不光是一两张,像布列松、马克·吕布他们,来到中国就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声不响拍出的照片就特别感人,他们镜头下上世纪50年代、 60年代的样子,就和我们亲身经历的生活一样,显得非常亲切,但在当时中国的报刊杂志媒体上看不到这些,这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拍照片看不到这种生活,也刺激我们拿起相机去拍。那时也有首长来访这种新闻,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生活的点点滴滴更显真实。真正的大事还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酸甜苦辣。如果把这些抓拍好,才能真实地反映一个时代。后来我逐渐积累,出了一本书,叫《生活在邓小平时代》,我在西双版纳边疆待了7年,种橡胶,对时代对社会的感受,也是从心底里希望把自己的生活所见记录下来。当记者以后就更停不下来了,不断地拍,摄影所要反映的东西就显得就越来越丰富了。
广东广州 中国大酒店前,路边的一对情侣,1986。安哥作品
广东广州,泰康路木排头的小巷婚礼,1987。安哥作品
广东广州,为刘索拉的歌剧《蓝天绿海》拍剧照,1988。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你是自学摄影的么?
安哥:我父亲是华侨,他很喜欢拍照。抗日战争的时候从马来西亚回到中国,一路从太行山,到延安,到新中国建国,但当时新中国对外是封闭的,他一到休息日,总是带我们到公园里去拍拍照,然后寄给我奶奶和国外的亲戚。三年困难时期,我奶奶他们知道国内粮食不够吃,就会寄很多东西给我们,饼干呐、猪油啊,同时还有一台很漂亮的日本照相机,后来我们家一照相就是我来拍。后来到80年代后期,国内,尤其是我们广东这里,可以看到外边的世界,很精彩,看到摄影史上的那些著名的摄影家,布列松啊、马克·吕布啊,眼界也开阔了。
澎湃新闻:在摄影上受到谁的影响比较大?
安哥:布列松,那时我们很崇拜他,并且越是拍得多,越是深入,越能感到决定性瞬间的伟大,我认为这是新闻摄影的基本功。
我在北京长大,23岁去西双版纳当知青。北京还是有很多同学,后来,北京四月影会要成立,要搞展览,我们在广东的也都听说了。当时,我与王志平、王苗、李晓斌这些大家都很熟,后来,杨绍明主持民间摄影这些活动的时候,做了一本画册,叫《十年一瞬间》,从1976年一直到1986年,我也有参与,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大龄青年的集体婚礼。我也是知青,我觉得摄影能对真实社会,能反映自己生活经历,对这些有所反映的,更显得真实。
1983年,大批知青回城,然后广州市政府就组织了这个大龄青年集体婚礼。当年我交稿子的时候,也只是拍了一些热闹场面,但我看到一对夫妻,他们应该是一对老知青,脸上显出沧桑感,那种表情、感觉挺打动我的,然后就拍了,但当年发表不了。后来杨绍明组织《十年一瞬间》影展的时候,他亲自来挑,就挑上这张。据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时候,观众对这张照片反应特别强烈。关于老知青,关于大龄青年集体婚礼,这些真的就是我们那一代人所牵肠挂肚的感情,是上山下乡和家。所以这张照片才能够打动那么多观众。
广东广州,首届大龄青年集体婚礼上的一对夫妇,1983。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您说当年没有发表。
安哥:一开始是因为外面的记者是进不来的,国家管制很严格。最开始,中国新闻社是给港澳华侨海外的中文报刊杂志和通讯社供稿的,后来合并到新华社,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叫“中国新闻社”,我们那时老编辑、老领导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照片要强调真实性,不要动不动“我党、我军、我国人民”这种很官样的文章。后来,我们走到乡下去发现了很多新鲜事,其中包括越来越热闹的农村市场,就试着发了几张,在海外反应很好,发出去后不管是香港还是美国、加拿大都转载刊登了,就决定继续这样拍,这个我印象挺深的。
澎湃新闻:你的职业是记者,但其实我们现在看你的照片,它似乎有可以脱离新闻报道语境独立存在的可能。
安哥:是因为注重普通老百姓生活的那些细节,我们广东离香港近,香港有摄影画报,原来有个提法,叫做象征主义。象征什么?比方在我的照片里,那张超人到广州的海报,警察,单车的群,这些都是信息,它凑在一起就可以讲故事。这是我逐渐在拍照过程中了解的,在摄影史的学习了解过程中,也训练了我的眼睛,抓住一些人生活中对衣食住行的这个信息,并把它所在的环境呈现出来。
另一个可能也有关系,我妈是蒙古族,她喜欢唱歌,我没学过,但在西双版纳不知不觉学了点跳舞,也练了武术,可能这对我后来作为摄影记者也是一种训练,舞台上的指挥调度、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人物和背景环境的呼应、这些都有一定的训练。所以,我觉得,我的照片能够讲故事,能够交代这个环境细节和这个人物的关系,这方面的把握也有一定功底的,然后我尽量简单,尽量用照片本身去讲故事,这是一个基本功,也是对追求真实性的一个训练。
广东广州,儿童电影院的《超人》海报。《超人》是从好莱坞进口的第一部大片,1985。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现在来看,你的很多照片留下了广东改革开放早期的时代记忆,桥上推着自行车的人流、头顶挂着衣服探出头的小女孩,回到拍摄的那一刻,你对“时代感”是否是有意识的?
安哥:曾经有人在写介绍的时候说,我的照片是不经意地抓拍,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经意?他说,难道你当年就知道这是张好照片吗?就吵起来了。
比如你说的那个小姑娘,如果是简单记录,那就得靠图片说明,但那个女孩蹲在柜台下边,露出眼睛,眼神很警惕,那就很生动了。当时大批知青回城以后没有工作,政府要安排工作,广东国有企业很少,但政府为了安置这些人,就允许回城青年自己在家门口摆卖,比方像卖衣服,那这样,小姑娘的眼神就很耐人寻味了,很有时代感,摆摊卖服装,按照那时的说法可能就是走资本主义路线了,这个是要批判的,所以你看那小姑娘的眼神才那么警惕。之后一两年,那条街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人都慕名到这高第街,从新闻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生动的时代记忆。我想说我很幸运,能赶上那个时代。那20年真的是我人生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
广东广州,高第街时装摊档的女老板怯生生地躲在档口下等待买主,1982。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现在新媒体时代的摄影与纸媒时代不一样,您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所说的摄影,或者说纪实摄影,它的价值在哪里?
安哥:很多次,年轻人与我就是讨论这件事。像我们那一代,开始干摄影,都是黑白的,黑白的摄影语言已经很成熟了,不过拍黑白好像现在就比较困难了。一个是器材也不太好买,还有就是,我们这批人也老了,哈哈哈,要像当年一样深入浅出,满怀热情,比较难了。当然,现在也只能说,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有些人我也很佩服的,他们能够把握纪实摄影的基本功,还有一些当代艺术的概念,有些方向也很值得去钻研、探讨。比如我们广东的小丘、曾忆城,他们的照片很耐看,至于那是不是纪实摄影,那也不必要不需要划分,最重要还是就是看采访深不深,思考深不深。
广东广州,白天鹅宾馆举办广州首次时装表演,地方党政军干部被请来观摩,1986。安哥作品
广东广州,英女王来访时,皇家游艇停泊在黄埔港,只有外事办和港务局的干部迎接,1986。安哥作品
广东广州,西湖路灯光夜市是中国最早的时装夜市,1995。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您觉得这座城市给了你什么?
安哥:广东对我的影响很得天独厚,我也很庆幸我没被落下。我从西双版纳调回来是因为我父亲来到广州,那时候有一个政策,父母身边没子女可以调回一个。那时候广州明显很开放,我的八叔就从新加坡来看我们,他带来一个相机,还有一个电视机,是德国的,24寸,黑白的,非常新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真就是这种感觉。广东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海外的、香港的亲戚朋友,有了电视,大家也可以看世界杯。政治空气已经不像那么紧张了,然后就有一阵风气,大家都开始回头来看世界名著。我们这些知青刚从乡下返回城市的时候,我的朋友帮我带了世界名著,巴尔扎克、雨果啊,很开眼界。
西湖路灯光,高第街的时装,非常活跃。广州原来有个杂志,叫《南风窗》,《南风窗》是名副其实的了。我现在77岁,70年生活的变迁、命运起承转合在我的摄影作品里有深刻的印记。
2003年,广东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王璜生来到我家,那时陕西摄影师侯登科重病了,《南方周末》登了一篇文章,就是摄影师的作品身后由谁来收藏,然后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和那个蔡涛,就说我们广东美术馆收藏侯登科的作品,然后我马上就给侯登科拨通电话,我说广东美术馆收藏你的作品,怎么样?他很冷静地说,现在还不行,他说我作品的图片说明不完善,有些不知道是哪年拍的,在哪拍,是什么背景,这些都需要补充。所以,现在已经把作品交给李媚和河南的于德水,让他们再帮忙整理。后来,他就去世了。
王璜生又找到我,说安哥,全世界的美术馆都有摄影收藏和研究摄影的摄影部,他说中国就没有一家了,我们广东美术馆要做一次大型的摄影收藏展,他想让我来策展,我说我一个人也不行,他把胡武功也动员起来。还有,当时我正帮一个民间组织建立一个摄影图片库,图片库的老板叫吴少秋,他后来也参与了大量的策展工作。
我做了很多工作,全国跑了将近20个省,最后选了250个作者的601张图片,最后于2003年12月展出了。《中国人本》里的很多摄影师都是我这二十多年在摄影圈交的朋友,每到一个省我就去找他们。
从我入行的时候,前辈就跟我们说,你们可以保留一些底片,他们那一代的单位,有些底片和资料全部都被烧毁了,都消失了,所以我一直都注意收集。我的废片是不丢的,哈哈,就是都留下来,反复推敲。展览上,那些曝光很足的,尽量就不要了。那时最后就以版画的收藏价格,一张500块钱收藏,陆元敏和吴家林他们是最早把底片寄来的,大家很怕丢底片的,我也跟图片库的小朋友同事们说,如果丢一张底片我就没得捞了,一定要专业地对待作品,陆元敏和吴家林,我觉得他们图片的基本功都很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信息。
广东广州,蹲在街头,若有所思的外地干部,1982。安哥作品
广东广州,北京路上冒险骑自行车的个体户,1986。安哥作品
广东广州,公园里踢毽子的人,1987。安哥作品
澎湃新闻:今年距离您退休也有22年了,这个44年,您怎样看待自己的职业生涯?
安哥:我写过一本书,叫《哥哥不是吹牛皮》。那里头我也写了很多。退休以后,我干的工作也很精彩,我这一生,这些事情都很精彩,而且都很难得。从最开始的三届平遥摄影节,马克·吕布亲自来看我们,出版了《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上下两册现在都卖光了。许多杂志报刊创刊,我都参与其中。尤其是2003年广东美术馆的《中国人本》,大理的五次策展,还有连州的摄影节,有很多东西都应该是摄影史,起码在中国摄影史上,是重要的一笔吧,我也很自豪。退休以后,我没有把拍照放第一位,不过我的策展能力、读图能力这方面是充分利用到了,也是很精彩的。
广东广州,荔湾公园里的民间自由搏击比赛,1976。安哥作品
广东揭阳,每天清晨,许多市民在大球场上晨运,1985。安哥作品
展览信息:观复:安哥摄影作品收藏展
展览时间:2023年8月2日—8月16日
展览地点:广州黄埔大道东315号二号门入,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