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5—16日，“制度·技术·观念：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办，来自国内科研院校的25位学者参与其中。本次会议旨在共同探讨中国近现代（含当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与前沿问题，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以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多元发展。与会学者围绕五个专题展开讨论。
财税、金融与货币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柯伟明从工商税包征制的近代演变及其废除过程入手，刻画中国税收制度的现代化历程。根据政府选择包税方式的不同，柯伟明把近代“工商税包征”分为“非竞价包税”与“竞价包税”两种类型。虽然“包征”能够为政府提供相对稳定的税收并节省稽征经费，但在包税商竞投的过程中，官商勾结、商民税收负担增大几乎无法避免。南京国民政府数次决意废除“包征”未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采取民主评议征税方式，并在工商税制不断完善、国家能力加强的基础上，最终废除“包征制”。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广聚焦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撤麦厘的具体案例，通过分析上海、天津与内地商人在与政府交涉过程中提出的不同诉求，以及政府、商民协商解决税收纠纷过程中确立起的“奖励金”制度，透视近代国家税收如何在其“一致性目标”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之间取得协调。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林超超探寻了既往“大跃进”研究中不曾注意的资金问题。“大跃进”时期，经济管理权限下放推动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扩张，但大量本该用于增加商品流通的资金转移到了固定资产投资中，造成财政账面盈余，但物资却异常紧张的“悖论”；又因为银行信用膨胀掩盖了巨额财政赤字，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才开始大力整顿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严冬、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赵兰亮对第一场的三篇报告进行了评议，提示注意中西方在税制的近代转型、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等方面的差异，以更好地理解20世纪的中国在财政汲取、商品流通等问题上的症结。
资金、技术与企业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盼讨论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策“落地”过程中的具体运行机制。在考察“一五”计划时期上海支援建设洛阳的案例中，他发现各级政府与企业根据其现实考虑和利益诉求不断“讨价还价”，才逐渐在人员、设备、福利等具体支援方式上达成共识。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只有在互动视角中才能得到较好的揭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超群在评议中认为，讨论计划经济时期的政企关系首先要明确企业的隶属关系和资源分配关系，在不同的关系中，双方的利益联结存在差异。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陈弢通过深入挖掘中德两国档案，展示了双方在光学技术合作问题上的冲突纠葛与谈判历程。中方希望在东德帮助下建立起独立的光学产业，但东德担忧中国“复制”并赶超卡尔蔡司公司的优势技术，采取“专利保护”的态度，拒绝援建工厂。由于双方都不相信彼此能够成为对方长期的合作伙伴，中国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裂痕，可能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形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皇甫秋实在评议中建议作者关注新中国光学产业的资金来源问题，并尝试与国民政府时期的工业计划进行比较。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赵晋关注香港企业家唐翔千如何在改革开放初期“推开内地大门”。唐翔千利用其家族人脉关系网、冲破“计划体制”限制，最终在沪疆两地兴办毛纺产业的故事，为我们重新思考改革开放初期内地各区域开放顺序，以及新中国的政商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评议人皇甫秋实提出，唐翔千进入内地办厂并首选新疆，与唐家早先的产业经营方向与模式不无关系，应注意唐家产业经营的传承性。
贸易、消费与物资流通
曾有学者指出，近代东北地方工商社会的形成以森林资源的“毁灭性”开发为代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池翔围绕着鸭绿江流域森林砍伐后林木的流通过程和以运送木材为业的“水上人”的命运变化展开讨论。由于鸭绿江水流湍急，岸边木料与流筏常发生流失，“漂流木”的归属问题引起从事流筏工作的“木把”与马贼、列强之间的长期纠纷。日俄战争后，随着清政府势力萎缩，“木把”逐渐放弃倚靠中国官方的保护，开始仰仗他国势力，又或者以剧烈冲突的方式解决问题。民国以降，“木把”开始寻求“自治”，给地方官员带来新的挑战。
与前文相比，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潘玮琳更加关注“物”本身的流通和“命运”。她比较了中西纸张生产技术变革的历程后发现，20世纪30年代中日间的战争打断了“废弃物造纸”技术输入与应用的进程。为解决战争后期愈发严重的“纸荒”问题，沦陷区大量利用“废纸”造纸，酿成古籍善本和近代图书大量损耗的“文化浩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郭子健探讨了新中国“酒业”历经酒类专卖制度的创建、1954年后酒类滞销带来的挑战和“村村有酒卖”推销政策的实践，以及“大跃进”时期作为“消费调剂”的政策工具的发展过程。该研究指出，释放民众对消费品的需求与“寻求资金积累”之间并不绝对矛盾，相反，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消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中“非常态”和“临时性”制度的运作过程。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周永生以1961年华东区物资交流会的个案，分析了大会倡导的、以县为基础的物资交流方式（“块块”）受到各种限制最终无法推行，退回到省与专区主导（“条条”）的交流模式的原因。他认为，此次“放权”失败揭示出县级单位配置性资源的缺乏，更凸显出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分级管理制度强大的制度惯性。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董国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蒋宏达在评议中强调将中国的消费问题置于全球视角中进行讨论，并关注消费者对于消费品供应和品质的主观感受和直接体验，与官方叙述之间的差异。
1963年12月，大庆油田。
经济制度的创建与演变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敌后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并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南方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中心王春英考察了华北地区根据地对敌贸易斗争的制度建设与运行实效，阐明晋察冀边区如何通过建设公营贸易网络与推行对敌贸易统制以实现“反蚕食”“挤地盘”的战略目的，亦说明“经济元素”应被视为“总体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抗战史书写之中。评议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林超超认为，“反封锁”的根据地历史叙事与根据地地区贸易入超的真实境况之间的矛盾，提示我们需要重新来定义“经济斗争”的核心内容。
生活费指数是用于测量生活费变迁的科学统计数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贺江枫指出，上海工人在抗战中后期开始要求资方按生活费指数发放工资，以“对抗”通货膨胀、保证基本生活。在工运干部的支持下，该制度在战后初期运行良好，但国民政府顾忌高工资引发工业危机，两度冻结“生活费指数”，导致工人运动不断激进化，最后推动工人的利益诉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趋于一致。评议人林超超指出，实施“生活费指数”制度对于工人生活水平的影响，可以区分不同行业做更加细致的讨论与辨析。
“养猪”是一项传统且重要的农村家庭副业，粮食“统销统购”后，“猪源问题”甚至上升为“政治问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诗古利用丰富的基层档案，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通过“派购”将“养猪”纳入管控的制度过程。“派购”制度扭转了生猪生产意愿低迷的问题，并通过一定的价格机制干预市场预期，解决了“成本脱节”问题。“统购”制度通过“私有、私养、公助”模式，适应传统养猪产业分散性强的特点，这反映出5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与自然经济并非完全“断裂”，而是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联结。评议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以自己70年代采购生猪的亲身经历，提示作者可将“屠夫”作为该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嘉树追溯了“大包干”制度生成的“前史”。凤阳县马湖公社在1975年春天便对经济作物实行“包产到组”，后“马湖问题”引发凤阳县委、滁县地委、安徽省委的关注，但即便省委认可“马湖经验”，地委与县委依然不敢逾越雷池，坚持“不反对、不宣传、不推广”的“三不方针”。随着政治空气日益缓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凤阳县委突破了“三不方针”，“包产到组”迅速席卷凤阳。在县委迈出推广“马湖经验”的重要一步后，由“包产到组”向“大包干”的转向顺利很多。评议人金光耀认为该文抓住了“组织化变革”的重要现象，同时寄望与会学者尝试把自身的研究领域拓展到“改革开放”时期。
区域经济与地方社会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赵思渊通过考察18—19世纪常熟地区的善堂、义庄等公共产业来窥测清代江南的地方政治结构，以回应孔飞力提出的“根本性议程”，即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在朝廷“默许”大规模土地控制的基础上，清代江南士绅投身善堂、义庄的建设，把家族或行业团体控制的“私产”转化为受到朝廷政治保护、获得优免利益的“公款公产”，并以此为基础运作公共事务，主导地方社会秩序。“自治”机构的兴起通常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地方精英权力扩张的结果，但本文的案例说明，早在18世纪，地方精英“自我管理”的秩序基础已经奠定。评议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周健建议该文进一步阐明造成18世纪“公产形式”发展的背景因素，并以更加具体的案例来展现“公产结构”的运作机制。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蒋宏达以《上海县农村调查报告》为基础，讨论了农村人民公社“不同区域”“不同生产大队”“不同家户”等多个面向上的差异与分化，对公众印象和既往研究中不断强调的、把农村人民公社视为高度“平均主义”的社会管理组织和集体经济单位的论断，做出了一定的修正。评议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诗古认为“人民公社”持续时间长达25年，有必要分时段考察其经济形态。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严宇鸣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工会筹建过程中的“关门主义”问题、处理劳资关系问题，及其善于“运动型管理”但在具体生产问题中“力不从心”的特点。该文考察的历史情境与当下社会发展的现状存在某种同构性的联系，也反映出基层工作中理想化目标与现实因素之间的张力长期存续。评议人周健认为工人、资方和政府的三方关系问题可以向前延伸到民国时期做进一步讨论，以更好地理解新政权建立后的实质性变化。
1961年7月，甘肃玉门油矿机械厂工人用自制的机床制作钻头。
新中国成立后，大众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被逐步纳入到国家计划中，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苏菲表明，戏曲界并没有完全处于国家计划管制的一元化模式中，演员的自由流动问题和剧团间的“挖角”问题屡禁不止，“民间文化”保持着相当强的活力。造成该现象的根本性原因在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新中国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建设完备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成熟的文化管理体制，也因而无法建构起国家权力全面覆盖的文化行业。评议人刘诗古建议作者更多地讨论文艺市场的需求侧，把“人”的差异性需求呈现出来。
本次会议最后以一场圆桌会谈结束讨论。与会学者就“研究时段的前后拓展”“学术眼光的国际化”“各科研院所的学术传统及其革新”“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如何在研究中找回‘具体的人’”“青年研究者的培养”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新时代”的历史研究需要新的学术眼光和新的学术关怀，在探讨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相关的历史问题时，有必要尝试打破传统历史分期，将问题置于更长时段——延伸到明清史和“改革开放”——加以整体性的把握。
